他们中午在街头的一个面铺吃了担担面，之后他们又聊了好大一会儿才各自回住地收拾东西退房结账。
他们约好时间在江边码头等候，但是渡轮在他们到达之前刚刚上完人，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渡轮慢吞吞地走了一个来回。
这一耽误就坏了事，当他们看着手表赶到小火车站的时候，别人告诉他们说，那趟车五分钟前刚刚开走。仅仅五分钟！多米懊丧极了，这是她此行的第一个突发性事件，她马上想到，她的票作废了，她又要在这里呆上一天一夜，这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多米越想越烦，记者却到售票处打听了消息来，他告诉多米，当晚九点还有一趟去成都的慢车。一听说不用在这里过夜，多米立即又振作起来了。
多米问：那我还要重新买票吗？记者说：不用，我有记者证，到时我跟他们说说。多米便真正放松了起来，她想：上帝真是公平啊！给你一件坏事，又随手补给你一件好事，车误是误了，却给你一个不错的伙伴。她看了看四处的荒地和田野，暮色无声地袭来，除了车站有灯，八面一片苍茫，秋风从看不见的江那边凉嗖嗖地过来，多米想，要是只有我一个人，该是多么凄凉！
多米一碰到麻烦就想逃避，一逃避就总是逃到男人那里，逃到男人那里的结果是出现更大的麻烦，她便只有承受这更大的麻烦，似乎她不明白这点。
多米是一个奇怪的女孩，她有时不怕一切，比如不怕如此漫长艰苦的只身独行，有时却又怕一个很小的事情，比如独自去温泉、独自留在孤零零的火车站过夜。她常常以为自己经过了磨炼已经很坚强，事实上她是天生的柔弱，弱到了骨子里，一切训练都无济于事。
在后来的日子里，多米曾听几个不同的男人对她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说：多米，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女性，非常女性。
她不十分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多年之后有一个博学、聪明、外号叫康德的男人对多米说，她应该学习西方的女权主义，使自己的作品强悍一些。他凝视着多米虽过而立之年却仍然显得十分年轻的脸庞（这超越年龄的年轻也许正是她内心的“纯粹的女性”所赋予的），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不过多米，你最好只在作品中强悍，不是在生活中，女人一强悍就不美了。
（美与强悍，到底什么更重要呢？）
多米反驳男人说：你说的美只是男人眼中的美，女权主义者对此会不屑一顾的。
同时她却在心里想，一个女人是否漂亮，男人女人的目光大致是差不了多少的，如玛丽莲·梦露，她也是很喜欢的。
让我们再回到车站，那个男人并没有给多米制造麻烦，他是一个有文化的、温和善良的、既尊重女人又老实本分的男人，他跟多米分食了一些他带的饼干，然后在候车室里等到了九点。他们在极其拥挤吵闹的慢车里熬了一夜，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到了成都。由于人太多，出口处只好敞开围栏，让人流涌出。没有验票，多米一直担心的情况没有出现，她轻松地走出车站，她没有车票，她第一次混票成功了。
记者把她领到《四川日报》自己的办公室，他给她打水洗脸，又打了早饭，吃完之后她就礼貌地告辞了。
这个温和的男人姓刘，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再次面临着找住处的问题，因为刚刚吃过早餐，我心情愉快，此外我还有另一个愉快的理由，我出发的时候办公室的同事好心地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到成都后找成都图书馆的馆长安排住处，他是我同事的大学同学。
我走在路上，幻想着这个馆长如同那个记者一样热情友好，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将住在他的家里，先洗一个热水澡，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
但我扑了一个空。
馆长不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站在别人的办公室门口时，我忽然发现自己跟他们毫无关系，别人没有任何理由要照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他们有好几个人，他们看了她的介绍信后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多米沮丧地站在门口。但是她听到其中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去帮她找找住的地方吧。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立即站了起来，其他人纷纷安慰多米说：他去帮你想办法，你跟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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