涧表妹就这样开始了她寻找自己人生座位的奋斗。八娘暗地里流过泪，为当年不该一念之差把小涧送进了那工厂，害得她一个人流落在外；为小涧的性格变得如此粗粝，甚至对父母说话也变得生硬而功利；为曹叔和她自己缺少门路无法将小涧弄回北京……八娘也托过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用对调的办法将涧表妹调回北京，我挠着后脑勺发愁，且不说没有线索，就是找到原籍是河南那个县的人，人家又怎么会愿意离开北京回到原籍呢？
涧表妹的探亲假到期了，临回去以前八娘弄了一满桌子的菜，我也凑热闹给她送行，涧表妹在饭桌上只拣一种她最爱吃的菜——鲜藕肉盒吃，对于八娘的眼泪汪汪和曹叔的额纹抖动，似乎全都无动于衷，末了冷静到极点地说：“你们就都别操心了，连小表哥也别再帮我打听，你们都是只能靠组织、靠别人、靠运气解决问题的人，出了家门儿脸皮嫩、舌头软，不顶用的。我想好了，我自己有办法——我回去以后就自己跑，一户户地去问，你们家有没有人在北京工作的？有没有退休想叶落归根回老家的？在北京什么单位？那单位让不让对调？……我就不信一个县里问不出一个来！……”
两年以后，涧表妹竟真的用这办法将自己调回北京了，是在一家近郊的仓库里当统计员。
14
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抻过一张纸来，在上面先写一行“我究竟在烦些什么？”然后开列出1、2、3、4……开列完了逐项冷静地考虑，将它们再分成A、B、C或更多一点的级别，接下去就能把C级以下的逐项划去——这其实很不值得发烦，这其实很容易排除或实现，这是“自作多情”，等等——剩下的几条，集中精神想想，而且尽量往好处、宽处想。最后，望着那张纸，心里就松快多了，尽管事态一点变化也没有。
曹叔和八娘一家回北京很久了，我父母还未给落实政策，原在北京工作的阿姐和二哥也还未回到北京；我自己虽娶妻生子，建立了小小的家庭，聊可自慰，但事业上困阻颇大，经济上甚为拮据，烦恼事真是一大堆。
那几年里，我在北京惟一的亲戚，就是曹叔八娘一家，出于对他们的关心，有一天我也抻过一张纸，为他们开出一串他们的烦恼，综合分析了他们的各项烦恼以后，我把所有的箭头都集中到一个字上，并用红铅笔把那个字重重地圈了起来。那是一个“房”字。
涧表妹虽然对调回了北京，却并无宿舍可住，办对调手续时，接收单位就把话说在前头了——人可以来，住房请自理——她回到北京便给家里买了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床，让涓表妹睡下头，她自己睡上头，铁架上下铺紧挨着曹叔和八娘的双人床，当中拉一幅布帘，这样睡了些时候，曹叔感到很不自在，后就换成八娘和涓表妹睡双人床，涧表妹睡上下铺的下铺，曹叔每天晚上爬到上铺去睡。但这样睡了一阵，又因为曹叔块头儿太大，一翻身就满屋子的咔啦咔啦响，涧表妹说简直是地震，最后曹叔和涧表妹又易了位——别忘了外面厨房中还有爷爷，爷爷身体垮了下来，晚上忍不住地咳嗽；全家这样地睡觉在盛夏尤为痛苦。
他们合用的空间如此之小，却又至少总有三个人白天仍要留在家中，爷爷不必说了，八娘因为确诊为冠心病，提前退休了；涓表妹因为考大学失利，决心在家复习一年重上考场；这样就引出了许多难以避免的摩擦。
当然，希望在前，曹叔他们机关正盖宿舍大楼，大楼刚打基础，机关的分房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为了公平合理，根据十多种因素给每个人打分，我听八娘给我念叨过，他们有希望分到三居室的单元，关键在有爷爷同住，因为三代人比两代人多五分，倘若他们的三代人是有一位奶奶或姥姥，因为他们是两个女儿，那就要在从五分里扣去两分，因为人家觉得女儿可以同奶奶或姥姥同住一屋。
那一阵子我去曹叔八娘那里，或偶尔曹叔八娘到我的小家庭来，我们的话题往往不知不觉地就转到了房子上。涧表妹很少到我家来，涓表妹根本就不来，因为她自从考大学失利以后，就抱定了某种其实是过分的决心。据曹叔八娘说她在家跟他们话也很少，跟姐姐和爷爷甚至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一天到晚坐在屋角的书桌前温书——那书桌别人都自觉地不用，尽着她独享——我去他们家时，她往往头也不抬地继续背书、做题，所以我对她留下的印象，只有两个反射着光影的近视镜的圆片儿，以及偶尔发出的“你们声音小点儿行不行？！”的呼声；吃饭她往往不到厨房的小桌边，而由八娘把饭菜给她端到书桌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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