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回头看一眼中国足协这幢灰楼时，突然瞥到一辆灰白色的大众越野车，满身灰尘孤独地停在路边，这是当年施拉普纳驾乘。我想，从施拉普纳到霍顿，又一个轮回，而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一直伴随着这个轮回。
历史的符号
坚持或下课。这是个问题。
哈姆雷特的提问越来越俗不可耐，因为“王俊生是否下课”不仅没有“时代”意义，甚至也缺乏“新闻”意义。
王俊生只是个符号。虽然这个符号长达8年之久集中代表着中足球的形象，并留下诸多并不光荣的烙印，但《人类群星闪耀时》指出：符号会淡出，人类的悲剧却不会淡出。
王俊生改变不了中国足球，正如中国足球改变不了五俊生——怎样的历史悲剧就会产生怎样的历史人物。18世纪的法兰西产生荒淫无度、“哪管洪水滔天”的路易十六；19世纪的法兰西就产生英武绝伦、改写欧洲步伐的拿破伦。
头发稀少、一脸愁容的王俊生只会产生于“寸草不生”的中国足球历史背景；新一轮中国足球“符号”的产生也必将取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
“不管有没有愚蠢透顶的格鲁希，拿破化都会遭遇‘滑铁卢’，不管有没有矮个子的拿破化，欧洲文明都会大发展”
——恩格斯说。历史只按自己的规律前行，人，只是历史的必备道具。
符号仅仅就是符号，有了王俊生的“小球中心”依然能“国运昌盛”，没了王俊生的中国足球也难拨开阴霾顿感、获新生。
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充分证明这次发生的“人事变故”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行动”——我们仅仅是将中国足球这具药罐子换了“标签”而已，仅此而已……
作为习惯以某个人作为某断历史时光“符号”的中国人，我们完全可能把过去的8年称作“王俊生时代”。但本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被上帝派来俯瞰人类历史”的茨威格有一天冷冷地说——
“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新时代的开端”——进入“后王俊生时代”的中国足球，也许会更加艰涩生冷。
谨以此文献给已经下课的王俊生及即将上课的阎世铎。
非常换人
中国足协和它的上级机关国家体育总局在最近时刻有两次“非常换人”很容易让“政治嗅觉”敏感的人连打喷嚏……
其实“换人”这个提法在官方眼里政治并不准确，“板凳”的变化，只意味着“组织上决心安排一个更适合他的战斗岗位”——老的故事片里常这么说。
但偏偏很有人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足以说明这次“换人”的群众基础是多么的薄弱。
比如说群众认为换掉王俊生就是终于为“十强到九强”的失利找到了责任人，五俊生“罪有应得”。
再比如说阎世铎从后台走向前台就是正本清源、拨知己反正，阎世铎可能开始一个新时代。
群众不会对更高层的变动发表更多的意见，因为他们缺乏这个能力。但“群众”这次真有“大获全胜”的感觉，“非常换人”遂了他们的心愿。尽管“改革历来是自上自下非自下而上”，但群众不懂这个真理，所有人还以为是伟大的群众呼声促成了这次换人行动。
阎世铎从未搞过足球。虽然足协领导人未必要搞过足球，这道理就像喝汤的未必要会做汤，但阎世铎的履历似乎没有哪一条能证明“喝过汤的”。如果人能选举一个足协“常副”，我还得选举王俊生，他至少还可“以暴制暴”，医得住满堂乱窜的耗子。
换人的目的应该是积极的，但以阎替王（或称重新分配工作职责）似乎没有绝对理由证明这是中国足球“幸福生活”的开端——因此，唯一的要能性就是“换人以平民愤”。但有趣的是王俊生并未“下课”，他即将展开4的任务是“狠抓思想工作”，就在足协岗位上。
“你说要在屋顶上开一个窗子，众人者要都要反对；倘若你说要推倒这屋子，众人便会说，不如在屋顶上开一窗子吧”——鲁迅说这是中国人解决民情的“变通处”。
阎掌门问：你快乐吗？
有一天，阎世铎在足协突然说：“就像是四人打牌，我现在并不出牌，我在观察你们出牌，到时候，我出的牌一定让你们吃惊，而且让你们吃不了，听不了……”
阎世铎本人并没有证实这个故事，但与阎世铎共过事的人们说：从他过去一贯的行事风格来看，现在的“阎掌门”并未露出峥嵘。因此不露声色的阎世铎确实在看别人“出牌”，到时他一定会甩出一把技惊四座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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