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失败，米户只是一阵风。
弱国心理
喜欢把米卢蒂诺维奇唤作“神奇教头”，纯粹走上了一条“唯心主义”的路子。
就像中国人把“常山赵子龙”叫作“常胜将军”，长坂坎七进七出好不神勇。至死也要安排一个“大笑而死”——感觉有些类似“羽化升天”……
后来就有人把这归结为“弱国心理”在作祟。越是弱势越渴望着强势的介入——矮子梦想着高大，瘦子梦想着“性感”，阿Q那念着“天兵天将”……
由米卢蒂诺维奇来安慰中国足球受伤的心灵是一种顺民意，米卢不是范加尔，也不是贝肯鲍尔，这些人有“足球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属于粗暴倾销足球理念的主儿。
而飘零四海的米卢就是江湖郎中，弱国的我们喜欢的“doctor”类型——江湖郎中治的病都是治不好的病，对上中国足球正好合适。
于是，“弱国”的中国足球高举“神奇”的大幡企图招魂也就可以想象了。
我希望出线，仅此而已——恰恰米卢蒂诺维奇也仅此而已。无论是歌斯达黎加、美国、墨西哥还是尼日蜊亚都没有成为足球强势国家，它们只是“出线”罢了。
但弱国心理的中国足球虽然顾不了许多，这情形与一定要在沙漠上修一幢高楼无异。管它底子是多薄、管它秩序有多乱，高楼一起便“大功告成”。
出线，到底是我们的“过程”还是“结果”？“弱国们”管不了这许多——憋急了，阿Q就抱了腿大叫：“吴妈，我要困觉”；而内外衣困的路易十六则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谁计较过结果？
“弱国心理”最危险的结果在于，一旦再次失败，便会仇视一切真正强大的东西——我什么招都使了，凭什么让我负责？中国足球的根本，原就是为了负一次上级交待下来的“责”……
于是，有一千条理由可以抛弃真正的规律，一万种说法可以排斥正确的理念。弱国将还是弱国。
当年阿Q（原谅我又提到这位仁兄）从城里回来，穿着“顺”来的夹袄，晃着叮当作响的钱袋，甚至可以“啪，啪”排开钢洋买酒喝，终究免不了“小人一死”。
恩格斯在分析小国的穷兵黩武时说：越是弱国，越要扩大版图，版图再大，也是弱国。
即使“神奇教头”米卢蒂诺维奇帮我们出了线，关于足球我们仍然是弱国心态——一切都没有改变。
后妈米卢
酷似“街头艺术家”的米卢蒂诺维奇顶着一头知己发来到越南。不过看了中国对关岛那场混乱拙劣的比赛后，他发现这里没有“街头艺术”，只有“街头足球”。
范志毅用“就像大人打小孩”描述对比赛的感受，这个论断显然比他任何一次铲断都准确——不过范志毅可以这么说，米卢却不能这么说，他只能堆起笑脸说“GOOD”，因为他是“后妈”，他得容忍。中国足球用凌乱的攻势迎接米卢的一头乱发。
当年施拉普纳试图演的是教父，霍顿扮演的是慈母，留给米卢的身份就只有“后妈”。米卢的字典里查不到“豹子”或“兔”子，也不能呈肉麻状地说“你比中田更优秀”——后妈进门，通常不敢对孩子妄作评判，她只是倚在门边，默默地观察，悄悄地评判……
这是属于米卢的“进入方式”，在被“墨西哥尖头椒”、“美利坚暴发户”、尼日利亚军政府考验过后，必然显露的“后妈本色”。
由于对霍顿的眷念，中国队没有“待见”后妈米卢，电影里我们常看到，后妈进门，孩子无论父亲怎样逼供，最后只嘟哝一声“阿姨”。
因此，即使中国队踢得于乱些，即使霍顿的烙印再深些，米卢也只能陪着他的录像机再过上一段时间。后妈难做，选择一种审慎的姿态是发送生存环境的明智之举。
但是，较之施拉普纳与霍顿神话般的“高位介入”，我宁肯欢米卢这种有些尴尬的进入方式。接手还是等待？米卢会有正确的选择。比起那种先把你吹昏了头再等你把他捧上天的作派，我想念米卢是真正的负责。他绝做不来大甩卖式的吆喝。
据说音乐的创作有“软起首”的手法，多以低音开始，留下充足的空间好让以后飞扬激越，乐章才能雄浑饮满。米卢不懂音乐创作，但他懂得人情事故，选择这样一种低调的进入方式，透着一种高手的从容。回想那些机伊始便画一大饼塞在你嘴里的“伪救世主”（比如施拉普纳与霍顿感），我觉得特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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