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没死的呢？”
姥娘：“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四二年大旱！”
我：“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饿死几十口。”
我：“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大旱后起蚂蚱！”
我：“是起了蚂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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