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更有"自作自受"小丑帽，以图把自己加冕为名人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中不可不用的配方则是拿真正的大名人来陪衬，比如，无妨把自己与辜鸿铭、钱钟书、张爱玲、余秋雨等并列为"中国文化界百年来十个最讨人嫌的人物"。但这样做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至今真因此被俗众记住，果然也成为"大众玩偶"者，似尚无一例——人们或许能记住那"十讨嫌"事件，却绝对记不得制帽者本身的名字。这倒也反过来说明了世道与人性的残酷一面。
如今我们都置身在不会有人以暴力手段真把高帽子扣到你头上的现实情境里，就算有人非要给你制作一顶语言构成的小丑帽，甚至那真是专门为你制作的，并加以展览、宣谕，只要你不主动去认戴，毕竟他也还是其奈你何。当然，有时候，针对你的小丑帽，或者其他什么丑怪的东西，并非恶意，倒是出于幽默，或不过是开个低级玩笑罢了，你大可不必认真应对。但也应该提醒小丑帽及其他丑怪物的制作者，即使并无恶意，也别强加于人，且要防止引发副作用。报载，2001年蛇年春节，天津一位女婿到丈母娘家拜年，他头戴"爆炸发"（一种火红的冲天型假发，应比一般小丑帽更丑怪），鼻架化装舞会上所戴的蓝色卡通眼镜，敲开门后，开门的丈母娘在昏暗的楼道背景下猛瞅见那么个魑魅对着自己龇牙怪笑，顿时晕菜，险些因心脏病急性发作而魂归离恨天。这当然是那位去拜年的女婿始料未及的。
由此想到我们当下的文化批评。小丑帽式的批评，也是颇为时兴的一种，尤其在"文化庙会"的空间里，很畅销。应该有这样一种批评存在。"文化庙会"与"文化小丑帽"的存在令我们感受到多元并存下的轻松、谐趣、嬉戏、欢快，不必总有深度，不必总那么叫真……像美国的"文化庙会"就很发达，除了评"十佳"，一定还要评"十差"，不是只有奥斯卡金像奖，还有金草莓奖专门糟改某些影片影人，可以说是"小丑帽子满天飞"，但即使被人准备了小丑帽，那影片也很可能仍有票房，那影人也可能仍在持续走红。金草莓奖还真的准备了些草莓形状的奖座，但评奖者不会强迫获奖者去认领，也不会强行把那奖座送到人家家里，因此就不会发生类似天津女婿把丈母娘吓个半死那样的事件。
话说回来，倘若整个的文化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全都"庙会化"了，全成了"小丑帽子满天飞"了，那也不是好局面。摆脱了"文革"的高帽子噩梦，学到了"庙会式"小丑帽的幽默，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文化空间调理得更加地生态平衡、葳蕤多姿。
朋友许君热爱陶艺，他在经营一家业务兴旺的企业之余，在京郊开办了一所完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乐陶园，常常约些同好在那里弄埴烧陶，烧出来的陶瓷作品时有神来之笔，他就得意地举办内部展览，实际上也就是高雅的私人派对，他和来宾们在那场合交流陶艺心得，也兼山南海北地神侃，每每尽欢而散时，已月成金钩，蛙声一片。
许君和他朋友们烧制陶瓷作品追求的是自得其乐，出炉后如果觉得不满意，一定马上捣碎，而如果凸显个性、灵气四射，则先自己浮一大白，再招呼他人一起转着圈儿欣赏点评。虽说是不以赢利为目的，但在派对中展示时，也时有来宾提出实在喜欢，要付款买下，有的作品也就那样被请走。付款的原则据说是随意，但我目睹了几次那样的"随意"，买方是企业家，或演艺界大腕，那付出的数目，像我这样的人，是无论如何也"随意"不起的。
那天许君又来电话约我去他那乐陶园，我说实在是有事去不了，他说什么事那么要紧，还是希望我去。因为他们几个陶艺发烧友新创作了一批作品，其中有的实在不必谦虚，可以用"美奂美伦"来形容，我若不去先睹为快，会是很大的"审美损失"。我就告诉他，是我捐助的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生来我家了，现在家里就我跟他，难道我带他去？他可是一点陶艺的概念也没有啊。许君说没概念那更好，他来，对我们来说，多一双特别的眼睛，对他来说，则眼睛里会多装一些东西，岂不两下里都有趣？就这样，我带那叫泼娃的小学生到医院检查完身体，就直奔远郊许君的乐陶园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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