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前，在朋友家里的"派对"上，与严文井伉俪邂逅。记得那晚下起了豪雨，客人们回家都感到困难，于是主人爽性拿出更多的饮品小菜，热情地邀请大家换杯重开宴，客人们也且把窗外倾缸般的雨声权当伴奏的乐曲，更欢快地交谈起来。不知哪位说起了到峨嵋山旅游的事，同行的旅伴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攀上了金顶，又冒着寒气，苦苦守候在山巅，等待着佛光的出现，但是那回极顶的人们运气不佳，直到不得不撤离金顶时，也无缘见到那呈正圆形的虹彩——佛光出现，于是，叹着气下山，下山时有的人还互相嘱咐说："回去有人问，咱们可别说没见着佛光呀！"这段闲话引出了一片笑声。笑声落下后，只听有个人用低沉的声音说："我登山向来不求极顶的。"我循声一望，讲这话的正是严文井。
在我出生之前，严文井已经出版过散文集《山寺暮》，并且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在延安他写了许多童话，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1949年后他在若干文化出版部门当过多年领导，于我而言，他是文坛老前辈，也是革命老前辈。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有幸与他谋面。记得1978年夏天，还正是报纸社论强调"两个凡是"的当口，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了关于我的小说《班主任》的讨论会。在那个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冯牧、陈荒煤、朱寨等久闻大名的评论家，他们都对《班主任》做出了高度评价，使得忐忑不安的我大受鼓舞。几个发言过后，主持会议的冯牧说："请严文井同志发言。"我这才知道还有严老与会。他做了一个很生动的发言。他没有更多地从理论上去分析《班主任》的得失，而是以目睹身受的若干感性例证，来肯定那篇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上所达到的真实程度。他的发言正仿佛引人登山揽胜，步步有景，树茂溪清，但适度而止，不做最后结论，没有极顶，却留给随登者丰沛的思考空间。后来我参加北京出版社《十月》丛刊的创刊工作，也开了个会，拿出创刊号拟目征求意见，严老也到了会，他没做法长篇大套的发言，只是用手指点着目录上我那篇还没定稿的小说《爱情的位置》，高兴地说："好呀，爱情又有它的位置啦！"后来与严老又有些零星的接触，感到他有一股与旧我旧框框旧道道彻底决裂的难得勇气，并知道他对新的文学潮流新的文学人物常有颇具力度的提携之举，但那大都并未形诸笔墨、公诸社会，多是些私下的、忘年交形式的心灵付出。
那个"派对"上严老不经意地说出了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使我联想到对他的更多印象。他住平房时，迁入多年墙壁从不再加粉刷，我见到时几乎已呈灰黑色。后来迁入楼房，有颇大的客厅，很快也就显得旧敝，因为他一直养猫，纵容那猫咪在家具上磨爪嬉戏。他虽很早就谢了顶，但花甲过后气色依然红润，身体底子很好，却并不刻意养生求寿。有一回见到我笑嘻嘻地说："我已成无齿之徒。"又一回我见他脖子上鼓出一个大包，还没说出劝他去医院检查的话，他倒先说："更标致了是不是？良性良性，绝对良性！"他一生写作大体都取边缘体裁、题材，写得慢而少，精美、典雅，不去追求宏阔恣肆的气象。
那个"派对"持续到后半夜雨仍很大，我们年轻些的都打算狂欢一宿，严老却表示他兴尽欲归，于是我们几个人举着雨伞去到街边，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辆空的出租车。把严老和他老伴送走后，继续喝酒聊天时，我还不住地自问："登山何必非极顶？有人攀到巅峰自然应该为他祝贺，但自己能尽力并且尽兴地登到半山，不也挺好吗？"
一位报纸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一旦电脑网络取代了纸制书籍，我会是个什么心情？我告诉他我首先认为电脑网络不会取代书籍，他问是不是我觉得那是很久远的事情，所以不加考虑？我说，在我看来，是无论多久，纸制书籍都还会存在。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过去落后得太久了，特别是跟外部世界的沟通联系脱节了颇长的一个阶段，因此，对于世界上人类所发明的新事物，在张开双臂拥抱的同时，有时就不免把某些科技上生产上的某些工具性的进步，夸大为了衡量文明程度及富裕程度的标准。十几年前，电视机在中国开始普及，也曾有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一旦电视取代了其他所有的娱乐方式，我会是什么心情？那时我也是回答，我不大相信电视会取代一切的娱乐方式，电影、舞台演出、广播、阅读书籍报刊等等娱乐方式，仍会并存。当然，正如我上面所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电视大普及以后，电影和舞台演出确实受到影响。而且，家里是否拥有电视机，至今仍是中国一般俗众衡量生活幸福度的一个主要尺度，上个世纪80年代初会问及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到90年代会问及是否已换成29英寸以上、是否纯平屏幕……这当然有其可喜的一面，不过，一出现某种新科技产品，便闹哄哄地出现"取代"的声浪，我以为，那是思维方式上存在偏差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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