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文艺队也大合唱，每人发的剧本首个节目就是它，一支新歌，印着简谱，又有舞蹈，又有器乐独奏，最重头的是样板戏选场，有两个选场压轴，一台晚会的节目就下来了。《白毛女》第一幕和第三幕，《红色娘子军》序幕和第一幕。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张大梅手持灯盏，独自出现在舞台，窗花舞四女伴，周青、凌玲、李小宇，还有一个是谁呢，大概就是杨海燕。她们头扎长辫子，身穿带花的大襟衫，每人手里拿着两张红窗花。《红色娘子军》的序幕是在土牢里，张大梅和周青，她们光裸的手臂被化妆颜料画了一道道伤痕，但她们怒目而视，然后张大梅就从土牢里逃跑了。第一幕开始是黑沉沉的椰林，吴清华一番独舞，旋转、跳跃，倒踢金冠，但她又被南霸天的狗腿子抓到了。南霸天出场，他身后跟着四个丫环，穿着淡绿的宽腿裤，深绿的大襟无袖背心。吴清华遭受毒打，众丫环做感同身受状，南霸天走了，丫环们对躺在地上的吴清华做依依不舍的动作，她们在台上只停留几分钟，地位微弱。
这四个丫环中有一个就是我。我还会有两个舞蹈节目，群舞，或者是藏族姑娘，或者是为前线士兵纳鞋底的村妇，大红枣儿送亲人，丰收舞或插秧舞。我热爱这些舞蹈，它们健康而欢快，坚强，明朗，我们的舞姿和灯光融为一体，红妆、红衣、手中的花篮或鞋底，在某一个夜晚，在某一处舞台。我们脱离了单调平凡的日常生活，飞升到了这个舞台上。举目都是黑沉沉的，唯有舞台明亮如仙境。仙境早已下凡，它就是遍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舞台，大大小小，虚幻而短暂，俗艳、生硬、别扭，而又生机勃勃，坚硬有力。
它是艺术吗？不知道。我们认为它就是艺术。
校文艺队到处演出，各公社、各工厂，林场、农场、五七干校。农忙假，各班下生产队干活，插秧或割稻子，文艺队集中在礼堂里，白天排练，晚上演出。整座校园空而静，教室没有人，操场也没有人，唯有这二十几人，在空荡荡的校园里，且歌且舞。
如此奢侈，又如此无辜。
四点半化妆，五点钟出发。我们在礼堂的楼台上，先往脸上抹一层凡士林，再抹一层肉色的彩底，扑上腮红，又用粉定妆，那粉扑跟扑爽身粉的一样，弄到脸上痒痒的。好了，画眼影和眉毛，用一支细细扁扁的毛笔，沾上油彩，先用红色，再用一点黑色，画成的眉毛又弯又长，眼皮上的眼影是锐利的，犹如一根小小的长矛，整个眉眼看上去极不真实的，既像古装戏里的旦角，又像别的什么。但我们觉得很好看呢。又画上唇线，在改变了形状的嘴唇上涂上朱红色，这样就更好看了，眉目分明，腮圆唇红，在灯光下更显柔和美好，连我们自己都有点认不出了呢。我们对镜顾盼，左看右看。楼台上没有灯，光线有些暗，我们靠在栏杆上，还是有点暗，一抬头，天已经灰了。乐队的男生陆续装车，他们拎着手风琴二胡，拎到停在校门口的大卡车上，乐谱架，服装，道具，码得结结实实的，用绳子固定好。
再也没有比坐上大卡车更威风的了，七十年代的南流镇没有别的车，医院里的救护车、车站的长途客车、偶尔停在县委门口的吉普车，这些不算，它们跟我们没有关系，它们是南流镇的大熊猫，是用来观赏的。唯有大卡车，是我们最热切的运输工具，它与我们肌肤相亲。解放牌厚重，东风牌轻灵，是一对兄弟，各有优点。我们对解放牌更熟一点，它停在校门口，就像我们的兄长。我们七手八脚四面攀爬，很不好上，颇有难度，但我们已经轻车熟路，脚蹬大轮胎，双手抓挡板，一使劲就上去了，活像一群国民党逃兵。
我们化着浓重的妆，接上了长辫子，里面还穿着鲜亮的演出服，这样的一车人装在卡车厢里，颇像大木箱里养的一箱花草，奇里古怪，煞是好看。
豆腐社和红旗旅社，时不时地有人出来看，这两处就在学校的斜对面。有一次，李玉琪站在豆腐社门口，大卡车一开动，她就冲我们一车人喊道：预祝你们演出成功！这使我大为意外。这样有水平的话本应由校领导说的，李玉琪，她在我们班什么都不是，从来不是班干部，连小组长都没干过，而且她也不在县委大院长大，不过是豆腐社的孩子，她却冲着一车文艺队说了如此有气派的话，真让人不得不另眼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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