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样一个孙大姑娘会跟谁结婚，她将来怎么办呢？六感没人能配得上她。有一个老师，姓朱，眉清目秀的，但他当兵去了。学校开了个欢送会，孙大亲手给他戴上了大红花。
有一个秋天的夜晚我到孙大的房间讨水喝，她穿着一身大红的棉毛衫来开门，秋风已起，夜愈深愈清冷，不知怎么就说到了婚姻。她说没意思，结婚也没什么意思。我说干脆不结婚算了。她说要不结大家都不结才得，大家都结了，剩个把人不结一样没意思。
这样消极的话我从没听她说过。她不常住在学校，她回家住，她家就在学校的对面，步行十多分钟就到了。
离开六感后有一次我以为遇到了她，在公共汽车上，N城，八十年代中期，有七八年没见了。车上人很稀少，有一个女人坐在我对面，她非常非常像孙大姑娘，年龄身高五官肉色声音举止，我觉得她就是孙大，我紧紧盯着她，想等她跟我一对眼就冲她点头微笑，他乡遇故知。但她看了我一眼，没等我反应她就看窗外了。一九九八年我回六感，在学校里我问起孙大姑娘，他们说她到玉林去了，仍当老师。孙二姑娘大学毕业，作为工农兵学员，分到了柳州钢铁厂。六感的姊妹花，六感的人尖子，无论去了柳州还是去了玉林，都已是远走高飞。
我还记得罗昭，他的学问最大，任高二的班主任兼教语文。听说他原来在南流，犯了错误才弄到六感来。连香塘都没呆住，错误大概不小。学生们都服他，尤其是女生。他的房间在两个教室之间，总是看到有女生在他的门口晃来晃去，拿作业本，或者帮他熬中药。女生把药渣倒在门口的畚箕里，再拎着畚箕穿过整个学校去倒，学校里全是中药的气味。
我和罗昭不搭话，只有一次，他问我：大队部墙报那首《清平乐》是你写的吗？我说是。他又问：是《清平乐》吗？我说是。他笑笑，不再说下去。那次大队要出墙报，不记得是歌颂农业大丰收还是批判资本主义，丁服写了一首《菩萨蛮》，我就写了一首《清平乐》，其实是瞎掰，连韵脚都押不好，平仄就更谈不上。罗昭大概心里笑翻了。
另外还有两个公办教师。陈老师，戴一副很圆的眼镜，像旧照片中的历史人物。他用词很严谨，有一次我说我不喜欢热闹，他忍了一会儿没忍住，纠正我说，应该是不喜欢嘈杂。他觉得，热闹是褒义词，而嘈杂是贬义词。
宋老师是个老太太，特别矮，特别瘦，脸上和身上一点肉都没有，真的是一把骨头。她教小学语文，当班主任。学生对她也有些敬畏，因为她是从南流镇上来的。在六感，南流镇就是大地方，遥远、繁华，农村人难得去一次。宋老太太每周回南流一次，她从六感步行到香塘，再乘班车。她又瘦又矮又老，但她走得飞快。她飞快地走在机耕路上，背着一只布袋子，在田里干活的人看见她就说，星期六了，宋老师回南流街了。
他们三个，是全校羡慕的对象。
只有他们三个是公办教师，是吃国家的粮食的，其余人都不是。全校十几个班，小学初中高中，二十几个老师，全都是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
民办教师一辈子的理想是转成公办教师，有公费医疗，有退休金。但编制有限，中间隔着千山万水。所以大多数人都不是，刘老师不是，孙大姑娘不是，孙二姑娘也不是。
教过的学生我也差不多忘记了，面容模糊，名字几乎想不起来。一九九八年我回到南流，有一个傍晚我到南流郊外买牛奶，那时南流人时兴不吃成品牛奶，无论蒙牛还是伊利，在南流都一样销不出去。南流人对新鲜牛奶的理解是带着母牛体温的，冒着热气的牛奶，每天早晨和傍晚，卖牛奶的人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他的后架上绑着一只封口的铁皮桶，每到一条巷子他就喊道：新鲜牛奶——就有人拿出一只大口的搪瓷口盅，卖奶的人用一只竹筒探进铁皮桶里，一筒一筒地把牛奶量出来，如同打酱油。但有少数南流人觉得此事仍不够爽，他们要亲眼看到牛奶从母牛的Rx房挤出来才甘心，于是每天早晚，都有少量认真的人，专程到养有奶牛的人家等着，他们要亲眼看着牛奶从奶牛身上挤出来，再从挤奶桶里直接买到牛奶，然后才能心满意足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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