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一个老师这么粗暴，我不明白，他凭什么。我完全懵了，意外，震惊，全身的血往头上冲。接着又像有人在后脑勺打了一闷棍，血一下子又四处逃散，头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感到水龙头开着，水哗哗流，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这把游标卡尺，是我们物理期终考试的考卷。书面考试废除了，强调实践，自己动手。
三合板是从哪里找来的呢？抑或是松木板？杉木板？母亲单位有木工房，永远都有，有一段时间，木工房就设在饭堂里。比正常条凳长两倍的长条凳，有两块砖头那么厚，上面布满了刀斧的痕迹，一头有一细铁条，绑着墨线，摇着墨盒的把柄，墨线就会不断地吐出来，再用手一弹，木头上就有一道笔直的墨线了。锯子吃进墨线，一进一出，锯末从窄小的缝隙漏下来，木头渐渐被锯开。有不同的锯子，齿疏的，齿密的，长短大小不一。还有刨，长刨、短刨，圆刨，斧头，凿，尺子，在工具箱里，闪闪发亮。
我喜欢看刨木板，比起锯木头的逼仄吃劲和断裂，刨木板有一种舒展，优美而从容。叉开腿骑在条凳上，本来不雅，但他伏在木板上，好像在倾听木头说话的声音，又像木头散发了一种隐秘的香气，他伏得这样低是要闻这气味。木头说了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木工知道，他一下一下地推着刨子，把全身都送出去，一高一低，刨花又软又薄，曲着卷着，从刨子开口处滑出来，一片又一片，撒娇似的，带着好看的木纹，奇异，美妙，从不重复。木工有时也会迷进去，他小心地摸一摸光滑的木板，再刨几下，再摸一摸，它是谁呢？是他的老婆吗？大概，他有时就把木头当成他的老婆吧。
刨花堆积，木香弥漫。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曾经在条凳上刨过一小条木板么？我是否找到过一块木质紧密花纹好看的木板，央求木工师傅帮忙刨光呢？我是那样重视这把卡尺，我希望做到最好。我希望把它拿给孙向明，我说，我来交卷了，他看到它，眼睛一亮。然后，我心里就能开出花来。我找了各种木板，松木、杉木、樟木、苦楝木，但我没有能力摆弄它们，刨子在木工手上很轻盈，到了我手上就很重，刨花不长，寸草不生。我只好找来三合板，用铅笔在上面画出卡尺的形状，用刀削，一点点的，又用砂纸打磨，粗砂纸磨三遍，细砂纸磨三遍。又仔细画上了刻度，又刷上了清漆，透明，油光水滑，对我来说，已经到顶了，要知道，我根本不是一个手巧的人。
孙向明对我太严苛了。
我无端觉得他应该宠着我，无论如何。
那个毫无道理的十六岁，一个傻女孩，她觉得人人都应该宠着她，事实上，她已经被宠坏了，她真是欠人当头一棒啊！她是不知道，生活迟早要教训她，晚教训不如早教训。
在这之前，已经交过两种作业，原子模型和化学反应炉剖面模型。反应炉模型两人一组，我和张英敏自由组合，两人找来硬纸壳，做了反应炉外壳，又在纸上画了焦炭和火，交上去，化学老师立即给了A等成绩。我的旧影集里还保存着一幅装模作样的照片，我和张英敏一人一边，反应炉模型在中间，是夏天，两人都穿着短袖衫，她的是格子的，我的是鸡蛋清的颜色，照片上看是白的，那是我母亲的衣服。我剪了短发，张英敏是小辫子，她永远都是细细的小辫子。两寸的黑白照，是到西门口的照相馆照的，花了七角六分钱。
照片上面还有游标卡尺，被我拿在手上。我们得意洋洋，手捧我们拙劣的杰作，在星期天的上午，从家里出发，从东门口走到西门口，凤凰树正在开花，在校门口和操场里，那花瓣真像凤凰的羽毛啊，艳丽的红色，映红了半边天。如果我们回头，就会看到这片红色，但我们头也不回，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树，每到六月就会开花，我们从来不觉得它们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我们小时候它们就在那里，它们将永远在那里。只有被雷电劈中，它们才会死去。而雷电是不会劈它们的，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做过坏事。难道不是吗？
我们头也不回，走得飞快。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走得飞快，时光从我们的耳边嗖嗖掠过，留下了那张两寸黑白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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