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物质时代，对爱情的奢求本身就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那种至死不渝让灵魂和肉体都沉醉其中的传奇式爱情，原是女性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时代，以最高频率声嘶力竭叫嚷着爱情，爱情却早已廉价贱卖等同于性。性在这个时代无所不在，成为男性进入世俗享乐生活的最后仪式。而对女性来说，“爱已无法到达灵魂，此岸和彼岸已经中断”，“爱就是不爱，灵就是肉”①。这种对爱情的失望与无奈，再次表明了女性在两性对抗中所处的被动、落寞的尴尬境遇，失去爱情的女人，那种凄凄惶惶无家可归的漂泊感，那种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所呈现的无助心态，也许正是这个时代的特殊景观吧？
不难看出，在《说吧，房间(12)》里，林白自觉地“冲出沉默的罗网”②。对女性当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进行了一次直面与开掘。在她的笔下，处处流动着女性主义批评所倡导的“愤怒的欲望”，这种“愤怒的欲望”无所不在，不但表现在浓墨重彩抒写女性的困苦和焦虑上，而且也同样表露在女性作家已不再将其女性人物获救的希望寄托于男人或“进步”。从而使其文本从自身的视角被纳入女性主义批评之中，而不必依靠额外的添加物。
那中午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它一下击中了我的胸口，而我的胸口在这几年时间里已经从肉变成了玻璃，咣当一声就被砸坏了。
当时我站在单位的院子里，感到阳光无比炫目，光芒携带着那种我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重量整个压下来，整个院子都布满了这种异样的阳光，柏树、丁香、墙、玻璃、垃圾桶，在这个中午的阳光下全都变得有些奇怪，一种白得有些刺眼的亮光从它们身上各处反射出来，不管我的眼睛看哪个方向，这个院子里所有的光线都聚集到我的眼睛里，刺得我直想流泪。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大家都打饭去了，或者结伙到外面吃。走廊两边也没有人。自行车满满地靠放在走廊的一边，一辆车就是一个人。全单位开大会，所有的车都堆在一起，我到得早，所以我的车在最里面，被两三层车挡住了，我绝望地搬开一辆又一辆车，我摸着自己的车的时候心里难过极了，我已经知道，别人的车之所以全在这里堆着，是因为别人不需要回家，因为他们接着就要开会，一点半就要开会，开会的就是继续聘用的，没有得到开会通知的人就意味着不被聘用，而没有得到通知的人全单位只有我一个。
他们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我站在院子里看到所有的人兴高采烈地去吃饭的背影时自己明白了过来，院子里的树叶发着亮，他们后脑勺的头发也发着亮。然后办公室空了，走廊空了，院子也空了。
从这个中午开始，我整个人变得有些神经兮兮，有时独自发呆，有时碰到不管谁都要唠叨一遍解聘的事，我意识到从此我的生活就要改变了，我再也没有班可上，再也没有人需要我上班了。
我有时在家闷头大睡，有时在街上的阅报栏看看报，主要是看招聘消息，那几乎全是文秘、电脑录入员、服务员，没有合适我的职业。我头脑麻木，一筹莫展。没有人能帮助我，我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
这种情形延续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了《深港建设报》这一码事，我的精神才开始振作起来。
这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报纸曾经像一只瑰丽的大气球，它悬挂在天空中，天蓝的背景是神秘繁华的香港，气球下方是浮动在明亮的阳光中的玻璃山般的高楼，那就是深圳。气球、蓝天以及闪烁着金属光芒的高楼浑然一体，它是一个鲜明夺目的目标，对我来说意味着冒险、再生直至辉煌，虽然它远在南方的天边，但它的光芒直抵京城。
冬天的时候东北一家报纸的编辑来京组稿，到我们《环境时报》副刊办公室坐了一会儿，那个脸上长着麻点、说话也像麻雀一样的女孩喳喳地说：要不是我脸上有点问题我早就去深圳了，他们来招人，我们东北新闻界挺受冲击的，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走了。麻雀兴致甚高，简直就像这家尚在筹办之中的什么“深港建设报”的义务推销员。她说这个报纸下半年筹办，明年创刊，是国家正式办的，可能是为’９７香港回归做准备，月薪最低１５００元，每年有半年轮换到香港工作。麻雀走后不久，我的一个上海的朋友Ａ和Ｎ城的朋友Ｂ分别来了电话和信，原来Ａ已捷足先登去了这家报纸，让我帮忙在北京组点名人的稿，说报纸正在试刊，需要名家撑台面，只要有名就行，不在乎写什么，他们的杀手锏是稿酬优厚，每千字２００～３００元，即大名家千字３００元，中名家千字２５０元，小名家千字２００元，若是特大的名家如冰心什么的，价格还可以提高。这个稿酬标准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们时报是千字３０～５０元，名人们说，给你们稿子是扶贫性质的。Ｂ的来信说他已把简历寄去深港建设报，说像我这样的估计可拿到月薪２０００元。Ｂ当年曾经有过与我结婚的念头，他认为我既然已经离婚，孩子又没放在身边，何不去深圳闯一闯。在我看来，Ｂ有点重续旧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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