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点都想不清楚，一想就头疼，一想就听见嘎嘎响的声音，这种声音听久了我才辨认出来是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不是又尖又细的鞋跟发出的那种，这种高跟鞋早就淘汰了，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只滞留在舞厅那样的地方，在暗中、在光滑的地面、在灯光闪烁不定的时刻，这些地方脱离着生活的常态，脚并不用来走路，而是使劲踮起来疯转，人的整个身体也不好好待着，而是左转右拧。这种后跟又尖又细的鞋子花里胡哨，一些发亮的碎末掺在鞋面，或者缀上一个更加发亮的蝴蝶结，或者干脆系上两颗差不多有乒乓球那样大又白又圆的物件，这样的高跟鞋在商场里单独摆在一个橱窗或鞋柜里，我们买鞋的时候张望它们，就像张望一个演古装戏的舞台。
（闵文起与那个猫眼女人是不是在舞场上认识的呢？闵属于那种热衷跳舞但永远跳不好的人，他们单位每周有舞会，这种舞场上勾搭上第三者最终导致家庭破裂的故事实在是太破太旧，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往自己头上扣。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听见高跟鞋的声音在我的头顶楼层的地板上来回走动，她当然不是住在我家楼上的女人，她的高跟鞋是那种时髦的宽跟方头鞋，显得人很大气，没有细跟尖头鞋透出的脂粉气，但我想这种选择不是出自她的见解和素质，而是出自当前的时尚，有时候，较好的时尚会扭转一个人的趣味，使她变得自然一些。如果我敏感一点，或者说如果我一天到晚不是那么疲于奔命，我应该更早一点知道她，但我对这件事情无动于衷，这件事对我的刺激是离婚以后才慢慢产生的，正如对爱情的幻想、对性本身的幻想，也是离婚以后才逐渐到来的。
现在回头看看我的婚姻，我觉得它就像一只密不透风的大口袋，彻头彻尾把人罩在了里面。这只口袋甚至没有弹性，你想往任何一个方向动一点都立时被挡回来，两个人缩在黑洞的布袋里，互相看得面目狰狞，厌恶之心顿生，谁都想出其不意地剪一个大洞。闵文起剪出的大洞就是那个把嘴唇涂得通红的女人（她把眼圈描得乌黑，看起来使人想到猫），他把脑袋探出去，把嘴接在那只嘟起来的红嘴唇上，他们的上半身使我想到两只红嘴鸥，而撅起的屁股又使我想到鸵鸟。
当然这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图景，因为决不会有人从口袋里探出头来跟女人接吻的，这是一个从平凡的生活中伸出来的一个喜剧场面，我觉得这确实有点可笑，或许我正是为了取悦自己才杜撰出这样的场面。
在９０年代，丈夫有了外遇的女人都不会呼天抢地喝农药抹脖子的，除非那些特别没有自信的女人，像本人这样既自尊又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新女性这个词使我精神一振，就像一道应声而起的亮光，从我脑袋的七个通道长驱直入，瞬间就完成了能量的转换，有点像扣扣看的动画片中菠菜一吃下去身上立马就长力气，新女性的自我暗示正是这样一种特种菠菜，我从这棵菠菜中感到自己一下充满了力量，坚定无畏，容光焕发）不光不会呼天抢地，反而会有把丈夫的情人拿来开玩笑的心情。
这就是我在婚姻这个大口袋上剪的另一个洞，这个洞的实质是把剪刀递给闵文起，让他把自己的洞剪得更大一点，以便把整个身子探出去，舒舒服服地跟别人贴在一起，免得这样半探着身子，半蹲半跪，既不方便又不雅观。干吗当红嘴鸥和鸵鸟呢？还是站直做人比较好。我当时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给闵文起剪洞的，事实上我的心情未必就像自己现在所说的这么轻松，这么无所谓，我掌心和手指紧贴着剪刀把，铁质的坚硬和冰凉切肤地传导到我的心里，我的心也变得跟铁一样冰凉，凉透心，毫无伸缩的余地，只有一个心变冷了的女人才会去毁掉自己的生活，她手握剪刀，双手用劲，坚硬的布袋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对闵文起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离婚吧。
闵文起说：最好不要离。
我说正好相反，一定要离。
事情就是在这么简单的两句话中定型的。离婚的手续也大大简化了，简化到根本不需要激情，换了从前，那种旷日持久、你死我活、舆论压力，单位调解，绝对需要激情才能坚持下来。
我对这件事自始至终的感觉就是：厌倦、厌倦、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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