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红在对商场自动化的描述中激情渐起,越来越焕发了她的神采,我越过商场、镜子、屏幕以及众多的衣服看到了她往昔的影子,那是一张N城文艺青年的脸庞,它在她的身上消逝已久,深圳生活的迷乱和慵懒、焦虑和松弛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了它,我几乎也把它忘记了。那最后的几个夜晚,她身着睡衣,脸上激情涌动,我为什么会把死亡跟她联系在一起?这的确有点莫名其妙,想到《日出》里的陈白露(把陈白露跟南红比是很不公平的,这我知道)在深夜里的徘徊和独白,以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从饭店后门抬出的一具孤零零的棺材,这些不祥的形象隐藏在身穿睡衣的南红身上,当我知道她的死讯的时候它们就从我的记忆中,从南红当时的身体里浮现出来,成为某种奇怪可怖的图景:南红身体的质地又轻又淡,犹如水墨画中的人物,而从她身体横出来的棺材却像超级写实的油画或摄影,能看清楚木纹或油漆,逼真到能即时招来铁钉钉棺材的声音。我知道现在的棺材都是外形美观贴着大方雅致的暗花布纹纸,就像一个可爱的长匣子,上述那种木棺材只有在边远的农村或者有关久远年代的电影中才能看到,但那幅怪诞的图景就是这样。
南红,这又该怎么办呢?
在广州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再次想起了那个梦,在乱糟糟的候车厅嘈杂的噪音和难闻的气味中,那个闪着冷光的铁钩不时地从古怪的扑克牌中脱落下来,但它并不掉到地上,而是隐隐地悬在空中。这个梦使我不安,我觉得它是有意味的,大有深意。我隐隐觉得它是跟我以前经历过的什么事情有关,同时它也跟我的将来有关。但在乱糟糟的车站我没法想清这件事。
在火车的上铺睡了一觉之后忽然有一种灵感告诉我,那个梦中的钩(J)跟现实中“上吊”这个词有某种关系。我闭着眼睛,脑子由于这个灵感一下由恍惚变得异常清醒,就像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一下,含糊不清的火车行进声一下变得清晰有力和富有节奏,在这种声音中我脑子越来越清醒,它就像一种时间推进器,轰隆隆地将你往前推,或者,往后推。
那件事情我已经完全想起来了,来北京五年,我竟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梦,我可能会彻底把它忘掉。但它现在冒了出来,它潜伏在五年前的那个夜晚,现在它觉得时机已到,它要出来了。它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出来,我既然已经成功地把它忘记了,现在平白无故就不可能想起它来。而它却像一只机灵的老鼠,从我的梦里咬破了一个小口,它想凭我这样敏感的人,一定会意识到这只铁钩子意味着什么。这样它欣然看到我意识中的洞口越来越大,于是它就从这个开口游出来,像鱼一样滑溜。
它最早显现的形状是两支蜡烛,一支红,一支白。这不是两根相称的蜡烛,红的那支粗而短,已经用掉了一半,白的那根新鲜而完整,它纤细、干净、一尘不染,它顶端的烛芯刚刚被点燃,我想起它刚刚从一包新买的蜡烛中被我取出,一包十支,我买蜡烛是因为经常停电,但那天晚上并没有停电,一般是星期五停电,那天是周末,周末不停电是所有人的心愿。在摇摆不定的烛光中我看见了他们的脸,南红、菜皮、老圆、某某某、某某,不算我一共是十三个人,这个数字是如此清晰,让我感到奇怪,谁能记住一次聚会的人数呢?何况是在五年之后。
烛光飘摇,大家围坐在我的房间里,有人数了数人头,说:一共十三个。这个数字使大家沉默了一下,沉默的时候大家心里想这可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但是大家嘴里没说什么,不说也就过去了,只有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我在N城的最后一次聚会,之后我就要到北京去了,我想这的确不是一个吉兆。
聚会是南红张罗的,她是一个喜欢热闹。充满激情的人,同时她热爱朋友,她说多米,什么都不用你管,我来通知人,我来买东西。我跟南红相反,对聚会的事从来不热心,人一多,第一觉得不自在,第二觉得累。在大学毕业后的许多年,我几乎很少去参加别人的聚会,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搞这类事更是一次都没有过,那次不祥的聚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南红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聚一聚,一点都不费事。于是她就从我的书架上拿出了玻璃酒杯,我不喜欢喝酒,却喜欢玻璃酒杯,我喜欢它们美丽的形状、透明的质地,它们在夜晚的灯光下对光的吸附和表达,它们易碎的事实使我心疼,这种美丽而易碎的花朵常常使我想起某类美丽而易损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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