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林白多少有些过于固执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立场，她把女性受压迫的直接压力归咎于她们周边的男性，这些男性没有一个值得依赖的。林白在构造女性被挤压的现实时，同时漫画般地抨击了男性社会。阴险、怯懦、唯利是图、功利实用、不敢承担责任等等……林多米不仅在精神上抵制男性，在肉体上也抗拒男性，丈夫（闵文起）的身体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种异己的东西，被厌恶的重量。而南红随意坠入情网，那些短暂的浪漫和快乐与无穷的肉体痛楚相比较，显得微不足道。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指责林白过于夸大男性拙劣，但在男女对立这一意义上，林白试图表现的女性主义意识显得比较单薄。应该看到社会历史背后更强大的权力结构，男性无疑是男权社会的同谋，但男权社会本身对男性也构成压迫。小说当然不可能进入理性的阐述和过多的议论，但可以通过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去揭示男权制度化体系的内在症结。从比较直接表面的男女对立，进入更加复杂的历史地形图的表现。当然，这有相当的难度。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３０日于北京望京斋
《南方文坛》总６２期
——关于《说吧，房间(7)》
南帆
也许，林白的小说即是让人们恢复一个字眼的本来涵义：“体验”——躯体的经验。许多时候，人们感到林白的小说触了什么，甚至让人们感到了锐痛、窒息或者恶心。人们无法利用“历史”或者“文化”这样的宏大概念给予解释；人们毋宁说，个人的躯体经验突然苏醒了。换言之，个人的躯体经验某种程度地成为“历史”与“文化”的注释。这个意义上，林白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7)》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说吧，房间(7)》并没有包含一个特别的故事。如同林白的其他小说一样，人们从一系列扑克牌式的片断之中清理出某些故事段落：解聘，失业，南下，写作，困窘，家庭——这即是小说的全部。然而，人们清晰地感到了这部小说的特殊重压，因为人们不得不用躯体承受所有的故事。不难看到，个人的躯体经验大量进入了小说的叙述，种种隐而不彰的生理反应得到了记录。这意味着，叙述者是以感官、皮肤和骨骼承担这个解聘事件。
人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之中，躯体通常是叙述回避的对象。文化的功能之一即是，分散人们对于躯体存在的过分注意。人们让种种快感与痛感在躯体内部流窜，躯体的秘密颤动不该任意地公之于众。躯体如何进入公共视域。这将涉及一套繁复的文化观念，诸如服饰、礼仪、习惯、表情、举手投足的规范，如此等等。至少在目前，躯体不能直接显示自己的存在，躯体只能转换为某种文化产物进入社会流通。某些方面，躯体仅仅存活于一系列抽象的词汇之中，如果这些词汇被还原为具有体温的血肉之躯，许多人将会感到触目惊心。林白曾经写出了裸足踩入水田而产生的震惊之感——一种冰凉、滑腻、黏稠、彻底封死和全部占有的感觉。人们惊奇地身临其境；林白描写某一个脾气暴躁的小领导能够在骨骼之间发出塑料的声音，他的毛孔散出了塑料烧焦的气味，人们接受了这种有趣的修辞；然而，林白肆无忌惮地公开卧室里面种种成功与不成功的性经验，轩然大波理所当然地呼啸而至。
《说吧，房间(7)》试图向人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表示某种异议。林白试图证明，躯体不可能蒸发在“历史”与“文化”的重重帷幕背后，躯体的感觉有理由构成“历史”与“文化”的某一个局部，哪怕是极为微小的局部。这样，《说吧，房间(7)》不再是解聘事件的社会学分析，《说吧，房间(7)》可以解读为一个宏大的社会学事件内部躯体感觉的重新书写。于是，失业就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砸碎了玻璃制造的胸膛，母爱就是手指背在女儿柔软的牙龈触及尖尖的牙齿，求职的尴尬就是在某个部门的负责人面前将自己的身体和内心变成蜂窝状的物质，产后乘坐公共汽车就是让汽油味、铁的气味从Rx房张开的毛孔之中进入身体，命运的现身就是来自地板和天花板的类似于窃窃私语的噪音，人工流产就是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用身体的姿势服从一个粗暴的指令：把两腿叉开……的确，这里没有出现更多的精神涵义，没有出现“生存或者不生存”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深奥问题，没有遇到加缪那种是否自杀的沉重追问。这里只看到了一种世俗的迫力，逼在人们背后的仅仅是鸡蛋的价格，女儿进入幼儿园的额外收费、房租和以备不时之需的医疗费用。然而，这种世俗的迫力成功地让一个人产生了走投无路的巨大沮丧。所有的躯体器官都在这样的沮丧之中萎缩。在我看来，这不是表明林白拒绝灵魂的主题，这毋宁说是将小说的主题提前到这里：主人公的精神还没有遭受拷打，她的躯体已经被击垮；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她的精神焦虑已经提前表述为躯体的不适和紧张。这个意义上，《说吧，房间(7)》不是一个习以为常的通俗故事，它引出了一个新的声音——躯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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