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致中的股票财源，陈水扁说：“是当时我太太卖了房子（按指杭州南路一屋），买了股票，用赠与的方式送给他。”
自己“卖”给自己？
陈水扁这段话显然在说谎，因为阿扁位于台北市杭州南路的房子，在过户记录里，是在一九九七年五月间，“卖”给自己刚满二十一岁的女儿陈幸妤。陈幸妤在学，根本没有经济能力买房子，阿扁怎么可能拿女儿的钱买股票，再赠与当时年方十九岁的儿子？
同时，阿扁团队的台北市政府官员在接受媒体访问中，还配合阿扁证实说：“陈水扁在一九九七年出售杭州南路一间房屋，收入七百余万元。”这位官员还说：“这笔钱加上一九九七年陈水扁存款减少的四百七十余万元，财产增减并无问题。”很明显的，这位官员在为阿扁编织谎言，这种谎言正好说明陈水扁的财产来路不明。
而事实上，陈水扁在四年市长任期内，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一处房地产给外人。
不过，有人说吴淑珍是“股市高手”，从证券市场的获利很可观，吴淑珍听了却在接受《中国时报》记者访问时频频喊冤，她说，当年投入股市，还是由于担任立委，受前立委“许荣淑影响下入门”，“结果一进去就被套牢”。在股市被套牢多年，还好当时买的不多，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这两年，她随着潮流投资电子股，结果知道上车竟不知下车，不少股票高档没有出脱，到了一九九八年又被套牢不少。
吴淑珍否认股票赚钱
吴淑珍还强调，以她的健康状况，根本没有心力在股市作短线，“我买股票多是长期持有，不是在炒作，外界太抬举我了，谁说我炒股票赚大钱，补给我好了！”
依照吴淑珍的说法，显示一九九七年一年间，陈水扁的财产，不含房地产的增加，并算入少掉的四百多万存款，其异常暴增的一千两百到一千九百万元，并非股票赚进的钱。
可见，陈水扁增加的财产，既非卖屋所得，又非股票赚钱，那么，陈水扁不但在处理杭州南路房地产的过程中，涉嫌漏缴赠与税，而且公开向社会说谎；并以说谎的方式遮掩其交代不清的财产来源。
所以，从杭州南路这间房子的“买卖”过程来看，陈水扁在一九九七年就至少涉嫌贪污了自己说谎的“七百余万元”。
不过，关于这“七百余万元”的来源，阿扁团队的市府新闻处处长林锦昌，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日接受媒体访问时又有了新说法：“这是在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时，陈幸妤分别从外祖父、母及舅舅等亲戚，接受四笔一百万元的赠与，由于依照税法，一百万元以下的赠与是免征赠与税的，所以，两年共八百万元。一九九七年吴淑珍再以买卖的方式，将名下的房屋以七百五十万元，卖给女儿陈幸妤。本案曾取得‘国税局’免税证明，怎会有违法问题？”
林锦昌的说法，言之成理，但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是，陈水扁的岳父、母就算有钱，也不会这么有“秩序”的连续两年，各赠与陈水扁的女儿陈幸妤一百万元。尤其，在这两年之前，陈幸妤的存款最多时，只有七万多元，显然，陈水扁的岳父、母不会对外孙女这么“慷慨”。
拿亲戚当洗钱避税人头？
而且，陈水扁的岳父、母自己还有好几个更亲近的儿子和内孙，难道送这么多钱给外孙女，不会引起家族争议吗？更何况，一九九七年还“赠与”一间价值两千万元的房子给阿扁的独子。而其实，阿扁的独子在获赠房子时，陈水扁仍坐拥五个房地产，为什么还需要岳父、母的赠与？这些现象，完全违反伦常，要不，就是陈水扁是个不孝之人，自己的房子已经住不完，还忍心以女婿的身份去要老人家的房子；要不，就是阿扁根本就是利用其岳父、母，当作洗钱的避税人头。
另外，阿扁的妻舅之一吴景茂，还需要陈水扁“安排”到环保局当机要秘书，并一度遭到议会质疑“内举不避亲”。试想，吴景茂一年的薪水收入都不足一百万元，如何能够连续两年每年赠与阿扁的女儿一百万元？难道说，吴景茂自己就没有儿女、妻子可以赠与，还要赠到阿扁的女儿吗？
其实，熟悉税法的人都知道，有一种“让子女有钱向父母买房子”的方式，父亲先将名下的资金，赠与母亲、祖父、祖母、姑姑、伯伯等各一百万元，享受每人一百万的免税额，再由这些亲戚赠与子女各一百万元，结果没有经济能力的子女短期内就拥有巨资买股票、房地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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