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陈水扁在市政会议上宣布：卸下所有市府所属单位礼堂、会议室内的蒋公、经国遗像，从此，蒋氏父子的肖像在台北市整个消失。没有一个市府单位胆敢违抗陈水扁的指令，哪个单位还敢让陈水扁看到他心中所“恨”的蒋氏父子，单位主管肯定下台一鞠躬。
陈水扁为了让蒋家从台北市彻底消失，可说毫无掩饰地陆续出招。
一九九五年的六月十日，陈水扁来到北投区湖底路一百四十九号的阳明山蒋公旧行馆，当场决定把行馆和周围六幢原侍卫、蒋公当年招待访客的日式住宅，规划为艺术文化活动场所。陈水扁以推动“艺术文化”的美名，消灭掉一个在台湾历史上值得保存的地方。
这样还不够，陈水扁进一步做出一个连蒋家当年都不会做的动作：拆除拥有合法建物和土地权状的蒋纬国别墅。
得罪阿扁合法变违法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陈水扁在未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之下，率领市府相关官员，来到台北市至善路三段七十一巷二百零一号的蒋纬国别墅前，决定请市府有关单位撤销其建物和土地登记，让蒋纬国的别墅由合法变成违建，然后再执行所谓的“依法拆除”。
这一消息传出，可真吓坏了许多台北市民，试想，拥有合法权状的房子都可以在陈水扁一人的喜好之下，一夕间沦为违建，蒋纬国的命运尚且如此，小市民又能如何？
尤其，在台北市，早期类似蒋纬国购自政府土地或房屋的房地产案例，相当普遍，虽然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但事后来评断，这种现象的确是有特权成分在内。
只是，这类的案例这么多，为什么陈水扁独挑蒋家的别墅来下手，当然这跟他心中的“恨”有关。否则，国民党位于台北市中山南路旁，“总统府”正对面的中央党部大楼，一样是运用执政党的特权低价取得的，陈水扁为何不撤销其土地登记，并拆掉国民党新建的大楼，反而是在忸怩作态，声言不发给执照之后，仍然力排众议，发给执照？
于是，蒋纬国的别墅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被台北市建管处拆除。“宪法”保障人民财产的权利，摧折在陈水扁的“恨”意下。事后，蒋家进行“刑事诉讼”等法律行动，陈水扁面临败诉后，还私下展开与蒋家进行和解，归还土地等动作，其中究竟动用多少市民纳税钱来赔偿蒋家，各方说法不一，但以赔偿作为秘密和解的条件，是肯定的事实。
有趣的是，蒋纬国的公子蒋孝刚事后把土地分成三份，一份自己保留，两份出售后，买主竟然可以向市府请领合法的建照盖房子。其标准只凭陈水扁的爱与恨而已。
到了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陈水扁宣布将“总统府”前的介寿路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前广场定名为“凯达格兰广场”。美其名为重视原住民，其实目的还是在怀恨“介寿”两字。
再过来就是解决掉“士林官邸”，这已是蒋家在台北市的最后象征，陈水扁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三日宣布，三个月后市府从“总统府”收回士林官邸，同时要在这里举办大型飙舞活动。他要利用单纯的年轻人，用飙舞来践踏蒋家，来发泄他心中对蒋家的恨。
陈水扁还说：“李登辉再坏，也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好些。”（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访问美国所言。）
虽然陈水扁口口声声说，这些对蒋家的动作象征威权的瓦解，而实际上，陈水扁在做这些动作时，蒋家的威权早已是过眼云烟。所以，陈水扁的动作不但没有象征威权的瓦解，反而是象征着一个新威权的诞生。
此外，陈水扁的“恨”还发挥在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以及台北市地方法院院长胡致中的身上。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间，陈水扁强调郝柏村住宅有占用台北士林复兴桥拓宽用地，约三十多坪，是“大特权”，要求有关单位立刻处理，全力执行。而台北市新工处也表示，其占用道路用地部分已完成土地征收，并于一九九六年度办理地上物补偿。
政府公器沦为报复工具
相对照于陈水扁对郝柏村用地征收的急急如律令，关于李登辉“总统”重庆南路官邸后方，占用巷道达三百多坪的围墙，陈水扁不但不执行拆除，还通过台北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审议，以变更地目的方式，将重庆南路二段五巷废巷，由巷道用地变更为住宅区，不让市民通行，牺牲了小市民的行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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