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做单干户，不搞李家班。
独来又独往，管他关不关。
二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翻。
早戒夺命酒。不抽长寿烟。
忙时撼天下，闲来逛地摊。
周公不吐哺，独自吃三餐。
三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东流浑似水，北望气如山。
春去人稍胖，老来心更宽。
蜀中需大将，留我做神仙。
四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笔写甲乙丙，口喊一二三。
狂酿工蜂蜜，不搬陶侃砖。
知音究竟少，何必相见欢？
五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少食花生米，多吃豆腐干。
她将裙儿解，我把裤子穿。
夕阳无限好，只是要变天。
六
二次出狱后，声名翻两番。
口诛群党棍，笔伐大汉奸。
无心做牛饮，顺手把羊牵。
一片伤心事，不独为台湾。
我这十年的“笔伐”大业，内容涵盖极广，回忆录中无法细表，大体上可说天文地理，无一不批；三教九流，无所不捣，这在我办的《乌鸦评论》发刊词中，早有概括的描述：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这虽然没有威尔斯笔下“莫洛博士岛”那样光怪，但它的陆离，却超乎英国先知者的先知之外。我身处这样子的岛上四十年，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出来办《乌鸦评论》，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我要痛斥政局的黑暗、政党的腐败、群众的无知。群体的愚昧、思想的迷糊、行为的迷信、社会的疯狂、知识分子的失职与怯懦。……我绝不怕得罪人，也绝不媚世，台湾所有杂志都是媚世的，可是我就不信邪，我就是要办个《谴责》杂志给大家看！英国古歌《两只乌鸦》里，乌鸦对话，去吃死尸，最后吃得“白骨剥露，凄风永拂”。乌鸦的功劳，不正是如此吗？
以上的概括描述若以具体表征，看我一次“吃死尸”表演便可落实。以批蒋介石为例：蒋介石是武人，但综其一生，有武无功，可为定论。但蒋介石本人和他的走狗们，却厚颜丑表其功，从在大陆时举国上下，到逃到台湾后全岛上下，都众口一声。这种现象，别人能受，我绝不受，因此奋笔为文，以千秋之笔，斥一时之谎，虽在蒋家天下统治下，却一无所惧，我这种人格与文格，可谓古今中外文人的第一名，自己想来，不禁频频佩服自己也。
我从在台湾出书以来，在我名下被禁的书，高达九十六种之多，国民党箝制言论自由，有如此破世界纪录的成绩，真令中外侧目。或说这种对异己的不容忍，是国民党师承中国文化使然。其实中国文化也不尽如此。骆宾王生前是骂武则天的，但在《新唐书》说他“亡命”后、《旧唐书》说他“伏诛”后，武则天却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骆宾王《在狱咏蝉》诗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绝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的度量，国民党没有也！所以局面是“无人信高洁，他来禁我书！”——国民党唐突中国文化，武则天不着也！
国民党一查禁了李敖的书，便即时出之以抢书行动，我却尽量用计谋减低损失，就是同他们捉迷藏。不过，有时来不及捉迷藏，他们先驰得点，查到装订厂，先来抢书，那种情况，就最惨重。那种情况都由上级人员带队，手下的人也放不了水。《千秋评论》第二十七期出版前，我嘱咐我弟弟，所有的书不要全部在装订厂集中，这样的话，他们到现场抢书，顶多只能抢走一千本。那天正好是礼拜六下午，天气很好，我弟弟看第一批书已经安全出笼没有被抢，他就跟工人说，我们下午赶快一起装订完了，大伙好出去玩。于是就运进了一万本，该死的我弟弟出完了馊主意，竟然还跑回去大便，结果当天下午一万本被抢得干干净净。我当然大发脾气了，我骂说：“强盗抢你东西，至少你要跟他打个照面吧！强盗要见你，得从万华跑到大安区你家厕所来才成，这叫什么话！哪里不能大便？还非得跑回来大便？人家‘肥水不落外人田’，你却‘水肥不落外人田’！”不过，我弟弟的辩解却是：“敖哥，你不知道，每印几期，安全过关后，印刷厂装订厂就要向官方告一次密，大泻一次，给官方做点成绩，也给他们自己留下一些合作的纪录。——他们跟我们、跟官方，是交替合作、两头合作的。他们是你的朋友，有时候也客串你的敌人，不得不告密。何时书被抢，其实跟我的水肥并无关系。我的水肥肥到哪里，都是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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