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十三岁，小学毕业了。毕业前碰上姥姥去世，所以我对张敏英和其他同学都在意料之外没有再见了。直到四十年后，小学同学章棣和随中央交响乐团来台，他是团中的首席双簧管，带来了詹永杰的问讯，我才跟永杰恢复了联络。永杰初一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做到大学教授，我看到他们和鲁老师的合照，顿觉往事历历、恍然如昨。我侧面打听张敏英在哪里，但是没有答案，也许他们不愿把答案给我，朦胧下去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小学毕业后考中学，我考了四中和师大附中，都考取了。四中还考了第一名，爸爸代我去看榜，他从榜尾看起，愈看愈心凉，没想到状元当头的，竟是自己儿子。事实上，我的家人并不完全知道我的实力，我从小酷爱读书，并且文科理科都好。我受了顾均正《少年化学实验法》一书的启迪，在小学六年级就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我刻了一个木营—“李敖实验室”，保存至今，藏书中还有《化学仪器吹制法》、《儿童实用科学大纲》等，也保存至今。后来离开北京，实验室没经费了，我的兴趣便向文科一面倒了。
小学六年级时候，我开始向北京的“好国民”杂志投稿，刊出有“妄心”、“人类的冷藏”等文，这是我发表文字之始，从十二岁到我写这本回忆录时六十二岁，我已足足有五十年的发表资历了。
1948年暑假后，十三岁的我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初一上，那时我计划写一部《东北志》的书，并开始收集资料，从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到张纶波的《东北的资源》、郑学稼的《东北的工业》，乃至于外人写的《日本在满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等，都在我收集之列。——一个初一学生，有这种水平与气魄，洵属罕见。有这种程度的少年人，其骄傲自负，也洵属当然。不过我的骄傲自负，都在我心里，待人接物，我仍旧一片冲和。不但冲和，并且还常开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恶作剧，搂住一位两眼含情脸蛋泛红的潘姓漂亮小男生大叫：“我爱潘金莲！”即属此类。
可惜搂“潘金莲”的好景不长，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爸爸这次学乖了，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在东北时候，曾帮了一位台湾朋友翁镇的大忙，翁镇回到台湾，写信来劝为什么不直接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所以，广义地说，我们一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我们不直接来台湾而落脚上海，在上海耗尽了机会和财力，最后仓皇来台，是一件错误的转折。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姊、四姊。我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坐轮船到上海；大姊、二姊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姊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姊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姊，二姊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京被围城、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等到我再见大姊、二姊时候，已经是四十四年以后，我请她们来台湾一游，垂老重逢，恍然如昨。
1948年冬天，我和三姊、四姊，先由北京到天津，准备搭船去上海。我们在天津住在旅馆里等船，三个都是初中学生，由五叔陪我们。天津的街道很干净，这个城给我的印象是清凉的。在这城里，我记忆不出任何一张面孔。记忆中，我好像住入一个没有人烟的死城。不过那时候，局面很乱，说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为补办一些事，必须回一次北京，我就只身搭火车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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