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守所期间，我最感谢两位囚犯。一位是于长江，他本是台中一中的学弟，因退票坐牢，被派到伙房做饭。他经常为我烧个菜，老远自伙房端来，送给我，让我“吃小灶”。另一位是石柏苍，他原是台北地方法院书记官，因冤案坐牢，牢里人手不足，白天调他去办公，晚上回押房，住我隔壁，我一入狱，他就在窗口自我介绍，说是我读者。我怀疑此公身分，因而问他如何证明你是。他说他可以背一首我的诗为证，我说你背背看。他就像小学生一样哇哇背起来，我顿时验明正身无误。自从认识了他，就无异认识了一个“贼”。——他白天上办公厅，晚上就偷运资料给我，我就根据资料，秘密写成四万五千字的《监狱学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记：〈天下没有自坐的黑牢〉》长文，再由他冒险分批寄出，交给他太太保管。1982年2月10日我出狱当天下午，就招待读者，公布此文。由于我一再发表有关司法黑暗、监狱黑暗文字，并陆续为许多冤狱抱不平，引起“行政院”院会、中外舆论、电视、“立法院”以及被迫害者的重视。在“国民党立委”温士源疾呼阻止李敖英雄形象流传后一周，新竹少年监狱即发生空前大暴动事件，另加上台北监狱越狱等事件，“法务部长”李元簇乃黯然下台。“法务部”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说，这都是关了李敖惹出来的祸。
不过，由于李敖惹出祸，有一个人倒跟着得了福，他就是“法务部”次长施启扬，李元簇下台，他升官做部长。我坐牢时，有一天放封，禁子牢头匆忙跑来说：“施次长在办公厅等你，想见你，请李先生去一趟。”我夷然答道；“可是李先生不想见他啊。”我又补了一句：“告诉他，想见李先生吗？李先生说请你到押房去见他！”施启扬和一般大员一样，都是不敢来押房的，所谓考察狱政，都只是在大走道上走马看花而已。我拒见施启扬，弄得牢心大快，大家争传李某人真是架子大，大官来看他，他大属甩都不甩呢。
1981年11月9日，我曾译《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至十节给“汝清”：
似乎是骗子，却是诚实的；
似乎不为人知，却大大有名的；
似乎要死了，却还活着的；
似乎在受刑，却不致送命的；
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
似乎很穷，却叫别人阔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不少的。
这段译文，最能代表我的坐牢哲学。我另有《隔世》一诗，写“汝清”离去后的情境，最能代表我的坐牢聚散哲学：
隔世的没有朋友，
别做那隔世的人，
隔世别人就忽略你，
像忽略一片孤云。
离开你了——柔情媚眼
离开你了——蜜意红唇
什么都离开了你，
只留下一丝梦痕。
当子夜梦痕已残，
当午夜梦痕难寻，
你翻过隔世的黑暗，
又做了一片孤云。
又有一首《鼓里与鼓上》的诗，写住我楼上的死魂灵，最能代表我的坐牢互动哲学。“狱中独居，楼上关了独居的死回，戴着脚镣，彳亍踉跄，清晰可闻”：
我在鼓里，
他在鼓上。
他的头昏，
我的脑涨。
声由上出，
祸人人天降，
他若是我，
也是一样。
我在鼓里，
他在鼓上。
他走一回，
我走十趟。
他向下瞧，
我朝上望。
我若是他，
也是一样。
这种精细的感受、精炼的表达，我不相信别的诗人能达得到。我常自喜我是诗人，可是笨蛋们都不相信。
我前后两次坐牢，所坐皆为“非其罪也”的冤狱，但达观博识之下，发现坐牢的坏处有五百种，但是也有五种好处：
第一，你没有时间了。你对时间的感觉，完全变了。表给没收了，时间单位对自己已经拉长，已经不再那么精确。过去有表，一分钟是一分钟、五分钟是五分钟，一坐牢，一切都变成大约了，无须再争取一分钟、赶几分钟、提前几分钟，或再过几分钟就迟到了、来不及了。换句话说，永远不要再赶什么时间或限定什么时间了，你永远来得及做任何事——除了后悔莫及，如果你后悔的话。
第二，你没有空间了。你对空间的感觉，也完全变了。空间的单位已经缩小，已经不再那么动不动就多少坪、多少里，或什么几千公尺了。你开始真正认识，什么是墙。墙在你眼前、在你左边、在你右边、在你背后。四面墙围住一块小地方给你，那简直不叫空间，而像是一个计算空间的最小单位，你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用屁股做中心，脚尖着力，转个三百六十度，你会感到，你仿佛坐在立体几何里。立体几何谈遍了空间，但它自己，只是一本小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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