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为之好笑，我说："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兴说："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
他妈的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啊！"这最后一段话，大大的震惊了我，我觉得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义深长。俞中兴使我想到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周处顿悟之后，上山杀虎、下水斩蚊，然后自己改行向善，后来做了大将，为国殉死，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管该不该他除，其人纵可诛，其心不可诛，这种有善念的青年，难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万劫不复吗？这次谈话后不久，俞中兴就被移送司法单位了。他从桃园龟山监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因为是政治犯，不便回信。
后来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移送绿岛隔离犯监狱，在移送前夜，被打断肋骨多根，显然是有意把他报废了！我读美国舍伍德（RobertEmmetSherwood）描写流氓的名剧，深深感到：
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
在军法看守所见闻不少，但十九是冤狱，并且冤得令人哭笑不得。例如"傅积宽喊自己万岁案"，就是最有趣的。傅胖子傅积宽是"花园新城"、"中山楼"的建造人修泽兰的丈夫，他在一公家机关做事，十月十日的上午，被派公差到总统府前面做庆祝代表，当天烈日高照，大家站得不耐烦，同事开玩笑说："老傅，等一下子蒋总统出来，喊万岁时你敢不敢不喊蒋总统万岁而改喊傅积宽万岁？"傅积宽开玩笑说："有什么不敢，等下子喊给你看。"他说话算话，等下子真在众口一声喊时喊了自己万岁，结果被比老百姓还多的治安人员发现，抓到牢里，判了五年。他在牢里碰到我，对我还傻笑呢！一天放封时在小院中散步，一个新来的囚犯哭哭啼啼，班长陈亚象问他判了几年，他说："判了十年，真冤枉啊！"班长冷笑说："一点没罪的，判五年；你判了十年，多少有一点罪。"傅积宽的五年，就是"非其罪也"的喊了自己万岁，他真该羡慕"江盖世"哟！（民进党大员江盖世微时写信给我，说他的名字拼成英文，与"蒋介石"同音，按说如果江盖世喊自己万岁，应该不被罗织。其实不然，"蒋介石"三个字，也是犯禁的。）
其实，傅积宽这种还算是幸运的，他被判罪，至少没戴红帽子。当时最流行的判法是给你戴红帽子，所以如此，和检举匪谍可领奖金有关。有一次屠申虹开玩笑说："我生平最大的目的是想检举个匪谍，领点奖金花花，我穷死了！"我说：
"匪谍岂是好检举的！我在军法处坐牢时候，看到不少检举匪谍的，糊里糊涂，弄得同匪谍一起坐了牢！国特们办案，你不知道他们心理，他们是被告宁滥毋缺、宁多毋少的。他们闻过则喜－闻别人的过；也诲人不倦－毁灭人的毁。他们办案，觉得被告人数不足时候，就会把检举人一并拉进来充数，所以啊，你检举了匪谍，你可能同时也变成了匪谍！"屠申虹听了，哈哈大笑。
在检举"匪谍"以外，还有一种同类的检举，就是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国特"们鼓励检举这些，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报告去讫，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茅房门后写"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青眼肿收场。
还有一种检举，是跟以上检举别异其趣的，以上检举是检举别人，这种检举却是检举自己，这就是所谓"匪谍自首"。"国特"们号召"匪谍自首"，信誓旦旦，保证自首以后既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谍"，为了安全，先"自首"了，这下子麻烦大矣！因为你一"自首"，"国特"们就如获珍宝，以为你是共匪地下工作负责人，一切惟你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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