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据，满载而归。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余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期之利益陆仟玖佰零壹元（内舍己扣押四十六本书价陆仟玖佰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壹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服。乃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五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八月二十九日，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陆仟玖佰零壹元"，其中陆仟玖佰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壹元部分就是优待的罚金，于是我领走了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此类政府赔偿，大获全胜矣！
在台北市政府被我罚过一元后，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罚它一元。全部经过，比罚台北市政府还精彩。一九人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出版了《我给我画帽子》一书上市，高雄方面，由盐埋区大仁路一四一号孙慧珍代为销售。不料到了六月二十七日，有警员王聪琰者，跑来查扣，并出具编号第0三九三三四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这本书并没查禁，这下子被我抓到机会，遂在八月十日，去函国民党高雄市长苏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十九条及第三百零四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六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负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信后，龟缩不复，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后，自知无法再赖，乃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赔偿义务机关代理人廖兆祥、参加协议机关代理人李文锦、法制室代表黄章一、新闻处代表王砚青等，一共多位，与我达成"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四项："一、警员王聪琰因于74．6．27过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给我画帽子》乙书，所开具三联单0三九三三四号应予撤销。二、查扣之书贰本，已于74．7．12返还书摊，免予赔偿。三、本府同意象征性赔偿请求人新台市壹元。四、本局已主动将警员王聪琰调职处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所谓"案例教育"，是警察界的术语，指具体发生的个案，该案性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而编成案例，在各级警察流传，以为教育之谓。这一条协议的达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纠缠不过，被迫答应的，当然使他们面上无光，但是迫于"刁民"的压力，也只好照办。事实上，我这"刁民"，也有宽大的一面。因为协议当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来"肇事"警员王聪琰，当场命他向我报告经过并问我对他的处分是否满意。王聪琰是个大块头，满面羞惭，查起书刊来生龙活虎，对簿公堂来就语无伦次。我得知他已被调职处分，从盐埕区肥缺改调到市警局看门后，就宣布："我写的书，九十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查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几线几星的在场警官，认为我通情达理，王聪琰也向我鞠了一躬，于是在哈哈一笑中，结束了协议。不过，在如何交付壹元的技术上，出了问题，据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民众日报》登，高雄市政府对于赔偿李敖事件，"对于这块钱是以现金给付或是开具市库支票给付，市府投鼠忌器，大伤脑筋。"据我的朋友黄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内部为赔偿李敖曾起争议，但李敖坚持按照"公库法"第十五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才硬着头皮开出了壹元面额的"国库支票"。这张支票，我后来送给郑维帧了，高雄市政府一连多年还要每年登报召兑中。当然它永远不会去领取，它永远是一张战利品，长存在民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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