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柯、简二位又说：在国民党大员中，余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毕业中央大学，又留学英国，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中国名将录》里说他是"年轻、英俊和富有政治家风度的人物"。他少年得志，官拜中将，在我们家乡任东北行辕政治部主任兼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可说是一表人才。但他暗投在国民党的大洪炉里，他就无法不和国民党一样，国民党祸国，他有份；国民党丢掉大陆，他有份；国民党办报言人，他有份。他的身世，真令我有"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之感，我真为他可惜。请你们二位转告余先生。
柯、简二位面有难色，我笑着说，在《中国时报》的畸形权力结构下，我真怀疑你们敢把我的话转告余先生多少，但是余先生不明真相，他又何从知道他错在哪里呢？
今天凌晨四点就醒来了，我躺在床上，对自己说：我跟余纪忠交情一回，还是由我亲自写封信给他吧！于是我就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把对柯、简二位谈话的内容写得更精确一点、仔细一点，就是上面这些话了。
去年一月三十日，我发表《给黄少谷先生的又一公开信》（收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九册），最后说：
……回想半个世纪前，新闻界没有封杀你，因为你可以办报，"军阀"允许任何人办报，可是在"大有为政府"的今天，反倒不能办报了；又回想半个世纪前，司法界没有被这样污染，国民党员罗文干遭到政治迫害，"军阀"允许司法方面不配合，可是在"黄少谷主持司法院"的今天，司法方面的"言之痛心"，反倒愈来愈重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新闻界和司法界，半个世纪来，是不是开倒车了？
问题已不在开不开倒车，问题在即使开倒车，还能开多久？少谷先生，你八十开外了，你和你的同党尽管不知今日何日、今夕何夕，但是你们的子孙应该知道，我真不愿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老套来劝你们，但是"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铁律，究竟还不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老人所能推倒的，你们总该避免殃及子孙吧？
如今，在倒车日甚声中，我们本该不要再结怨的人，却又周而复始，又来结怨，并且"殃及子孙"，是由先生的第二代出面，参加斗臭我了，我真觉得意不能平。回想十八年前，我到法院告先生，国民党法院为了开脱先生，竟推翻文明法例、推翻自己二十二年院字第一，一四三号解释例，说先生是发行人，所以无罪；如今我告先生第二代，自知结果如何。先生当然知道我绝非笨到妄想在此时此地法律上还我公道之人，先生当然知道我不过在留下历史记录与时代罪证。先生又何苦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网的与我结怨，以为子孙之余殃？我真对先生之不智，为之呗息。国民党的悲剧性格有多重，其中之一就是自大狂，总是高估了自己，错估了敌人。在大陆错估了共产党，所以到了台湾；在台湾又把我们看扁，所以好像总把我们吃定。其实如日中天的汉武帝，都吃定不了司马迁，而被司马迁遗臭万年；何况是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当然国民党不怕历史、不怕异己，但对为子孙余殃，总有所怕。陶百川日日大声疾呼请种善因以留善果，但他自己却举家放洋以为趋避，其内心之明智与恐惧，可知矣！我今天做法律游戏，告先生的第二代，官司事小，象征事大。即我们这些国民党统治下的受难者，决心有同第一代斗争后又同第二代斗争的准备，结怨相报固然令人不快，但是只要国民党执迷不悟、欺人太甚，我们又有什么选择？遗憾的是，对我个人说来，我真的"不愿与余先生结怨，因为余先生毕竟是国民党大员中最能欣赏我的人"。但事实演变，先生人在江湖，竟前后四次，以不公正对我，甚至有甚于《联合报》，纵有；日交余情，亦云寒矣！我遗憾要以先生父女为斗争选择之一，一如先生父女选择跟我过不去。我真的感觉到，在政治壁垒的对峙下，甚至仅存的最后一叶都要飘零以去，在火光中、在爆破里，为时代的无情，留下悲怆见证。我本想尽量抑制自己，留下一个例外，但先生逼得我没有选择，我只好备述原委，以供先生反省之资。这是我给先生第一信也是最后一信，长与先生，生死辞矣！
这封信是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清早写的。写好后，我拿给黄怕看。深知余纪忠的黄怕说："要这么麻烦吗？以余先生那么聪明，我去跟他说就好了。"果然黄怡越过"柯、简二位"，开辟第二渠道，见了余纪忠，余纪忠照我开的条件，道歉赔款了事。为了给余纪忠面子，我请黄恰带去三幅不错的画，半开玩笑请黄怕转告："余先生别以为自己吃了亏，如不喜欢这三幅画，可卖给蔡辰男的国泰美术馆，包余先生还可赚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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