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三五年以后，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
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做，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她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么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
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叶明勋也为这事丢了官。两年以后，严侨竟死在火烧岛。在王蓬常《严几道年谱》六十八岁条下写着：
元旦，长孙以侨生，字曰彦国。先生有诗云："神州须健者，勿止大吾门。"又云："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哪儿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诉他祖父什么"象"呢？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严侨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一次账。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三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后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做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后，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著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十月一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十六岁，对你兔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在"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伺》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大槽大滥，但是动机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么不写点别的？为什么专门写关于胡适乏的？甚至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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