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年孙观汉跟我"同谋"营救柏扬，我乃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写公开信给孙观汉，要他表态。孙观汉不负所望，终于在五十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他的指教登在四月十日的《自立晚报》上，标题竟是《将相和》，我看了以后，认为孙观汉又糊涂又伪善，因此提出反驳，我指出：
……《将相和》的第一条件是"将"的方面要负荆请罪，"将"本人有此觉悟最好，本人若没有，他的好友要以大义相责，督促他有此觉悟。孙观汉先生是"深明大义"的人，又是柏杨的好友，他不以大义相责柏杨，督促柏杨向李敖谢罪，却把"将相和"的责任，要蔺相如一起分担，这是大错特错的……
廉颇虽然对蔺相如嫉妒……"将"对"相"虽然不和，却绝无忘恩负义。……双方"和"的条件，基础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却不如此。柏杨当年是阶下囚的地位，我既辛苦、又冒险去救他（孙观汉先生救柏杨，因是在美国遥救，辛苦异常，但是无险可冒），最后且变成我坐牢的黑罪状之一。警总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他们追问我种种细节，并追查"国际奸人"，我曾饱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等"国际奸人"，直到今天还不准再来台湾。我在柏杨受难之时，前后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如今孙观汉先生"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却按下不表，不施善人，反为忘恩负义者隐恶，把大义凛然的"将相和"，弄成是非隐晦的"将相和"、糊里糊涂的"将相和"、和稀泥式的"将相和"……这种"将相和"，只是拖着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义、只是要义人为不义者"牛排分担"的大义、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义，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营救柏杨的入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两个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们所提起，那就是柏杨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称柏杨做老师的屠申虹。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还没被起诉），柏杨的四十年老友、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强迫艾玫辞职，很快的，艾玫发现黎世芬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原来所谓几十年的老友，都一个个躲开了，除了海外的孙观汉和岛上的屠申虹和柏杨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这年九月九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参考消息里，有这样的内部文件：
纽约时报诬我压制知识分子【中央社纽约八日专电】《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今日刊载有关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徒刑十二年的台北报道。
该报道刊载于第五页，标题为：《台湾小说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识分子的运动中曾被秘密审问》。
该报声称，在一次庭讯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他说，此项供词系在长时间和疲劳侦讯之后所获得"……
同时，该报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据悉，彭明敏既不能获得一份职业，也不能获得前往美国的护照。"他数年前已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及他的家属经常被监视。当友人访问他们之时，常被阻止，并加查询。"
至于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书。为了谋生计，目前他以买卖旧电气用具为业。"
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问谍学校的供词"一事，是全案的一个关键。因为据柏杨的答辩书，提到该间谍学校叫"民主建设学院"，如果证明根本无此学校，则可推翻所有罪状。柏杨在自诬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可以查证的活扣，以期翻案，这是他的聪明处。九月五日，艾玫特别找到我，这时我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顺街。她拿出柏杨的谷辩书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一眼就看出柏杨留下的这个活扣，我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他是吉林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记，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艾玫听了，欣然色喜，就请我写信给司马桑敦。我在八月六日要跑支票，就在八月七日清早三点起，写信给司马桑敦，并于午前亲送去给艾玫过目，艾玫认为可以，就由她发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马桑敦，他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五月十四日，胡金铨、王敬羲约我去"国宾"楼下吃消夜，我去了，见到艾玫在座，我问了一些柏杨的事，她说柏杨还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据我所知，虽然柏杨入狱前有"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等"身后事"的书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确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她虽然没有再苦等下去，但她为了营救柏杨，的确也尽过不少力量。说风凉话的人们，不该为了她的为情不卒，就抹杀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后，记者问到她和柏杨的事，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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