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该这么说，不是我要颠覆政府，而是政府以为我要颠覆它。狗叼住一根骨头的时候，你走到它身旁，它会喉咙发出吓吓恫吓的警告，因为它以为你要抢它骨头。"
"那你对政府并没构成颠覆?"
"我没颠覆政府，我只颠覆了世道人心。也许可以这么说，我没抢狗骨头，我只是在乳头里下毒而已。"
"那还不该抓你吗?"
"不该，因为以狗的程度，狗并不知道我下毒。狗的错误，在疑神疑鬼怀疑人要抢它骨头，人会屑于抢骨头吗?台湾的面积只是中国的千分三，志向远大的人会抢中国千分之三的地盘吗?"
"那你安全了?"
"不安全，因为你的敌人不是正常的、够水准的敌人，你的敌人是疑神疑鬼的神经狗，所以，被它吓吓恫吓、被它咬到，未免冤哉枉也!"
"你所谓被它咬到，是指坐牢吗?"
"咬到是广义的，从干扰你、打击你、查禁你的书，在媒体上一面封锁你，一面发动御用文人把你斗倒斗臭……都算被它咬到的范围，最后一道才是抓你，叫你坐牢。目前的情况大概是，我的牢狱之灾也为期不远了。这也就是我住在阳明山、更不想见朋友的一个原因，因为红灯就在那里，朋友最好不要来。说到这里，有一个笑话，是说台北市民不守交通规则的。说一个人开车，碰到红灯就闯过去，不料安全岛树后藏个警察跳出来把他拦住。警察问他：没看到红灯吗?他说：看到了。看到了为什么闯红灯?答案竟是：我没看到警察。这笑话的结论是，红灯仅供参考，因为仅供参考，所以不妨一闯。对政府这红灯而言，我这犯大法的人是闯红灯者，不过，交通上的红灯，是不该闯的；政治上的红灯，可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人间所以有革命、所以要推翻现有的政权，就是革命家绝不尊重那个政府的红灯，革命家是不信邪的。毛泽东说：蒋介石认为天无二日，我就不信邪，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最后蒋介石的红灯被闯了，我们在台湾看到夕阳。谈到夕阳，叶葇，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一路下山，都是夕阳晚照，美极了!"
"真的很美。"叶葇凝视着窗外。
"有一天，我会看不到了，请你代我看夕阳之美。"
"噢，"叶葇讶异着。"别这么说吧，夕阳也许不喜欢一个人看它。"
"说得真好!"我侧过头来赞美她，她正在看着我。她的背后就是夕阳，夕阳正在看着她和我。
※※※※※※※※※※※※※
终于在交通很乱的台北市，我把车开到她家的墙外。"你车开得是第一流的。"她说。
"在台北市开车的没有第二流的。——第二流的都躺在医院里。"
她又笑了，笑得好美。"可能稍微久一点，你就在外面等吧。等得愈久就愈第一流。"
我开了车门先下车，绕过来替她开了车门。"如果你1940年，我会扶你出来；如果你1960年，我会抱你出来。可是你1950年，我不知道该怎么才好。"
"你这话使1950年次的有挫折感。"
"如果能使1950年次的有挫折感，那也是1935年次的成功。"
"我希望1950永远使一九三五成功，因我觉得1950活得不比1935好。我真希望——"她停了一下，伸出右手，用拇指贴着食指。"真希望这两个时代能够密合在一起。我希望没有1950，1935就是1935加1950。"
"叶葇，你说得真好，我真喜欢你这么说。"我伸出右手，轻摸了她的小脸。她深情的望着我，从车里把手伸给我，我拉她出来。她说："可能稍微久一点，1935已等了十五年了，就再等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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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来的时候，带出一个手提袋，我赶快接过来，放在行李厢里。
"这行李厢真大。"她说。
"真大，大得可以藏两个通缉犯。"
"唉，万劫先生，你的思路老是跟犯法有关。装通缉犯犯的是大法吧?"
"要看装的是什么样的通缉犯。"
"像万劫先生?"
"像万劫先生。"我同意。"不过，万劫先生虽然没被通缉，其实比通缉犯还被注意。据我所知，机场海关都有我的画影图形，这个政府明的是不给我出境证，暗的是你想偷渡也休想。不过，他们全搞错了，他们不知道我根本就不要离开，有的人根本不屑做亡命者，以他们的程度，他们不知道。不要理他们吧，我(Calileo)提出地动说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可说是全世界的众口一声、全教会的一党独大、全社会的一面倒，全体认为他的真理是胡说，可是伽利略那时候，却找不到一个能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的立场为他声援的人，真理就会遭到埋没。所以，我认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以不随波逐流为职守、以不谄媚权贵为职守、以不与当道合作合拍子为职守。他的职守就是反对反对反对反对反对，一如魔鬼的辩护士和公设辩护人的职守是辩护、医生的职守是救人、刽子手的职守是杀人、厨子的职守是做饭；知识分子若不这样做，反而与当道同一步调、替当道护航，这叫曲学阿世，这叫只见其小不见其大。他们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绝对都是二流或二流以下的货色。苏联作家说第一流的文人是第二个政府，就是清楚指出知识分子的职守而说的。而这个岛上的知识分子，不但不是第二个政府，反倒是第一个政府的应声虫，这是我最看不起的。所以我说，这个岛上的多数和成群结队都要不得，知识分子们尤其耍不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o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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