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所谓书目指导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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