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排平房的房前房后，都留着主人原来柴米油盐居住的情景，几乎每一家门前都有胡乱搭就的小棚子，风吹开小棚子吱吱乱响的破草席门，亮出里面的坛坛罐罐、扫帚、墩布、劈柴、破自行车轮胎。一家一家的房门上着锁，有的拉着窗帘，有的没有窗帘。凑近窗户往里看，有的里面已经席卷一空，只剩裸露的木桌、木椅、木床。有的床上还有被褥，墙角大衣架上还挂着几件衣服。不同的情况表明，他们的主人有的给自己的大撤退留了后路，有的完全没留后路。有的房门大敞着，除了几件粗重的木家具外，空空如也，一片狼藉。
窗帘都摘走了，钉子也掉了，挂窗帘的铁丝潦倒地垂挂着，寒风扑进屋来，一两张碎报纸与尘土一起飞扬。走出屋放眼望去，这个曾经人烟稠密的农场现在一片荒芜，让你想到历史的沧桑。
来自北京的红卫兵与上海的造反派组成的联合调查团显出了临时拼凑的散漫，卢小龙在这几天的调查活动已经表现出了他的组织才能，他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行为和讲演，只是凭着已有的名声和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把调查团的工作变得逐步有序起来。一个像模像样的领导体系在比较妥贴地安排整个活动。按说，这是一些十分繁琐甚至枯燥的工作，调查团很多成员都显出了急于离去的厌倦，卢小龙却做得有板有眼，最后一天，整个调查团已经有点像常设机构一样有序地活动了。沈丽一直在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当卢小龙平平静静地组织会议，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形成一条条决定时，他总是那样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说出一锤敲定的话。正是沈丽欣赏的目光使得卢小龙在这个远离北京、甚至远离上海的空旷冷清的岛屿上，有如此孜孜不倦的活动热情。
这是在崇明岛上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清晨就将乘船离开。沈丽与卢小龙想在离开前避开人群，两个人待一会儿。他们住在一个农场的场部，办公室是砖瓦平房，中间是挺大的厅，四周是不规则的七八个小房间，每间房间里都睡着调查团里的北京学生或者上海造反派的工人、干部。卢小龙和沈丽在一个房间里，一张写字台贴着正中的窗户，两边各放一张单人床。他们和衣侧躺在各自的床上，面对面说着话，门虚掩着，表明和外面隔离又不隔离。为了说话方便，他们脚冲窗户头冲门，避免了桌子对视线的阻挡。被子很厚，但很潮湿，盖在身上很不舒服。两个人的谈话就在困倦而又毫不思睡的旅行心态中进行。
沈丽说：“你看，咱俩一男一女在一个屋里，好像谁都不奇怪。”卢小龙说：“大革命时期就是这样。”沈丽眼中含笑地想着什么，说道：“这要在北京，简直不可思议。到了这种环境里，好多事情都不敏感了、麻木了，像那天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也是男女生挨着睡。”卢小龙说：“大伙心都不在这上，都不敏感，就都随便自然了。谁像你，自己的卧室谁都不让进。”沈丽说：“那当然。”卢小龙说：“你说，现在是在你的卧室里，还是在我的卧室里？”沈丽看着窗外不明不白的月色说道：“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卢小龙说：“那就是咱俩的。”沈丽说：“你胡说什么呢？也不怕别人听见。”卢小龙说：“现在谁顾得上听这个呀？”沈丽说：“不过，我看人们对你还是比较注意的，你的名声确实不小。连王洪文也对你蛮客气的。”卢小龙说：“王洪文算什么东西？他还不是碰运气碰的。”沈丽说：“你不是碰运气？”卢小龙说：“我的行动都是经过认真思索的。”沈丽说：“王洪文也肯定没少动过脑子。”卢小龙说：“你替他辩护什么？”沈丽说：“我犯得着替他辩护吗？我这是和你讨论问题。”
卢小龙说：“我也挺难想象的。”沈丽说：“想象什么？”卢小龙说：“挺难想象你的，那么娇贵的一个人，可是一路上挤火车睡地板，和男的女的滚在一个大屋里睡，也挺革命的。”沈丽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卢小龙说：“那你甭回家了，就一直跟着我到处颠吧。”
沈丽说：“该回家还得回家，老这样也不行。当然，老在家里也不行。这儿这么脏，吃不好睡不好，我还是挺想家的。可要是一年到头在那个家里，真能把人闷死。”卢小龙说：“那你为什么不上班？”沈丽说：“我这不是去年才毕业，分到政协了。现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什么班呀？”卢小龙说：“我要是不晚上学的话，也早就是大学生了。”沈丽在黑暗中突然对这话很感兴趣，她欠起身问：“你怎么会晚上学？”卢小龙说：“我这届高三的学生差不多都是４７年生的，他们是７岁上的学。我被我爸爸从小撂在老家，我们村里没学校，上学要跑好几里地，又没人管，我快８岁才上学。上学的第一年，脚又得了冻疮，差点烂掉。结果第二年又重上了一年级。”沈丽问：“那你今年多大了？”卢小龙说：“我比同届同学都大两岁，已经二十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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