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穿着拖鞋，左手端着茶杯，右手摇着蒲扇慢慢从他的房间走了过来。家里一共三口人，夫妇俩加一个女儿，住着三居室，一人一间房，成三国鼎立之势。他用蒲扇轻轻拍打着大腿，问：“给康生同志、伯达同志打过电话了？”
丈夫叫陆丈夫，原是个再好不过的当丈夫的名字，但他此刻穿着小背心短裤衩，露着瘦骨嶙峋的细腿和胳膊，顶着一副很大的白框眼镜，尤其显出颧骨凸起两颊凹陷，毫无大丈夫气。武克勤看了看丈夫瘦得露筋的脖子和塌瘪的胸脯，稍有些不耐烦地回答了一句：“打过了。”陆丈夫在对面的竹椅上咯吱咯吱响地坐下了，伸展着两条瘦长腿，接着又问：“情况怎么样？”武克勤垂着眼将写字台上的书本纸张收拾了一下，说道：“不明朗。”陆丈夫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又问：“他们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武克勤并不情愿说，因为丈夫是没有资格听她讲这些事的；却又不得不说，因为有些事情她除了和丈夫商谈，没有别的人可以交流。多少年来，她和丈夫谈话的情绪似乎都有这种矛盾的意味。丈夫是北清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副教授，当一个男人在妻子的管辖下工作时，做妻子的感觉并不好。而做丈夫的这种处境，又如何会有男人的魅力？
要讲又不情愿讲的矛盾持续了两三秒钟，便随着一声慨叹结束了。她看着手中的钢笔，照章办事地将与康生、陈伯达的通话讲了一遍，显出被迫而讲的冷漠与不耐烦。屋子里沉寂了几秒钟，陆丈夫一边用蒲扇拍打着双腿，一边把腿伸直并拢，低下头心不在焉地思索着。
他照例要克服每次与妻子对话时的自卑与不安，抬头说道：“克勤，这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策略问题。”看见妻子冷漠的表情，陆丈夫觉得此刻要抓紧讲一些能够启发对方的深刻见解。他说：“你应该多想想法国大革命。”武克勤对这句话有了一点注意，她瞟了一眼陆丈夫，陆丈夫立刻受到一点鼓励，像抓住稻草一样接着说：“任何一场大革命，都要经过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反复斗争、反复变化的过程，一场大革命会有很多阶段性，这个阶段的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在下个阶段就可能被送上断头台。”
武克勤眨着眼，瞄着细长虾米似的丈夫，觉得这话貌似正确但又并不符合当前的实际。
她一瞬间又生出对他的轻蔑，就好像看到一只白生生的大虾落在案板上，充其量挣扎两下，连跳一跳的力量都没有。脑子里又若有若无地闪过梦境一般的回忆。
……那是多少年前发生的令人难堪的情景，她仰躺着，丈夫骑到她身上有那么点歇斯底里地捏她、抓她，最后把她弄疼了。她推起他的身体，不高兴地问了一句：“你这是干什么呢？”那一夜，月光透过窗纱斜照进来，床上一片白光，白光中跪立着白生生正在喘息的丈夫，瘦骨嶙峋的胸脯起伏着，脸上是又羞愧又悻恼的表情。从枕头上平视过去，还能瞄到那萎靡不振的男人标志，像是下垂的败军旗帜。陆丈夫双手抱膝坐到床上，感到月光照射下的耻辱，又挪动了一下身体，避开月光坐到床角。武克勤在一种说不清的心绪中，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和安慰对方。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丈夫在床上拙劣的表现，终于让她失去了委屈求全的耐心。她也曾想坐起身搂住丈夫的肩膀抚慰他，然而，她没有这样做，隐约中有另一种情绪把她凝固在那里。她手撑着头侧躺着，看着脚边的失败男人。斜射的月光将房间分成明暗两半：她在明亮中，丈夫在黑暗中。那似乎成了神秘的象征。事后她曾多次想到，那一晚如果自己鼓起温情哄慰丈夫，或许后来的生活会是另一种样子，然而，她没能那样做，她缺乏哄慰的力量。人经常处在微妙的矛盾状态中，这时一是一否的相反抉择常常只是微微可察的细小差别，而这细小差别有时却决定了其后的一切。
以后，当他们每晚并排躺在床上时，经常出现一种难堪的沉默。再后来，他们尽可能避免同时上床，总是一先一后，后上床的总是在先上床者已经入睡或者快要入睡时才上床。
光明和黑暗又将两人分开了，第一个人自然是开着灯上床，第二个人常常是闭着灯上床，在黑暗中似乎可以不惊醒先睡者而保持和平。当先睡者实在无法用伪装的熟睡避免尴尬时，他们就并排躺在那里，望着窗外的月光，或者看着黑暗的天花板，说一些国际国内的大事或者校内家中的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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