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云南的老兵，当年打过印度的，多次写信向我讲述他们的生活，讲对毛主席的热爱，批评现在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来信中揭露各地腐败黑暗现象的很多，使我随时得知祖国的真实情况。一位犯人来信讲述了狱中的打人、贿赂和同性恋情况，这些我从小就知道。我帮不了他，只能寄给他一本我的书，勉励他忍受几年，把劳动权当锻炼，出狱后别再犯错误了。
各地还有一些“狂人”，喜欢激烈地批评时政。几年前有位青年写了十万言的国策建议书，要我转给朱鎔基总理，我告诉他，我连朱大叔他们家住哪儿都不知道，没有办法给你“转朱阁”。还有些精神确实有问题的人，比如一个人说他总是听
到奇怪的声音，有人迫害他。还有一位同时给许多教授学者写信，提些奇特的要求。有的要钱，有的要到家里来住，有的要求给介绍对象，有的要我给其孩子当家教，年薪20万。有一个村长推荐他儿子当作家，反复来信向我证明他儿子的能力，署名是全村16名文学爱好者。曾有一个好心人替我回了一些比较麻烦的信，可是回答得太认真了，几乎成了人家的精神导师。
最令我感谢的是一些读者指出我书中的错字、谈话节目中的口误，以及告诫我为人处世要收敛锋芒、自我保护的那些非常善意的批评。曾有一个读者骂我对金庸的态度，说我误国误民，我反驳了他，后来在博客上看见一条评论，语气和措辞仿佛就是那位。
我曾对学生说，不管科技如何发展，一定要坚持写信。不会写信只会上网和打电话的人，是真正的文盲。我此生写过的信大概超过一万封了，今后可能会少下去，更多的是电子邮件“伊卖儿”和手机短信。但正因如此，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皱皱巴巴的信封和信纸的、字迹深浅不一的、经过了许多邮递员接力的、充满了真诚的病句和朴拙的错字的来信，才更加珍贵了。我想不少学者、教师、作家都会经常收到读者来信的，我们回复不过来，有些捣乱的也不必回，但最好还是从百忙中选取一些值得回复的，答复人家几句吧。我们随便答复的几句话，也许会照亮一个孩子的一生，也许会安慰一个老者的孤寂，也许会挽救一颗破碎的心灵。世界我们救不了，就做点力所能及的功德吧。
耳边厢秦琼唱道：“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众班头，实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众朋友，舍不得老娘白了头……”地球既然是一个村了，那天下读者就是街坊四邻了，吵吵闹闹，吹吹打打，哭哭笑笑，好不快活。中国人是最爱现世的，天堂虽好，怎奈俺，舍不得这人间繁华。
前些天在路边买了一套五卷本的《苏霍姆林斯基选集》，每本都厚厚的八九百页，原价280元，书贩要60元，我料定在这个资本主义猖獗的时代，是没有人问津一位社会主义教育家的著作的，于是还价25元，最后以30元买下。
此书是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编辑印刷都很精良，但只印了五千。虽然我们的教育部门还表面上把苏霍姆林斯基列为伟大的教育家，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根本没有热情去读读他的著作。苏联不是垮掉了么？所以苏联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现在流行的是哈佛女孩剑桥小子什么的，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狼心狗肺教育等等。不能讲狼牙山五壮士了，因为弹尽粮绝了还不投降，那叫“没有人性”。不能讲草原英雄小姐妹和戴碧蓉、欧阳海了，因为那是给黑暗的年代涂脂抹粉。不能讲岳飞是民族英雄了，因为他抗拒全球化，大搞窝里斗，屠杀少数民族兄弟，是野蛮的民族主义的“暴政前哨”。不能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了，因为那是赤裸裸的弘扬暴力，一个基层警官公然殴打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破坏了招商引资的大好局面。不能讲武松打虎了，因为他是虐杀珍稀保护动物，造成景阳岗地区环境严重污染的罪魁祸首……有些学校连王愿坚的《七根火柴》也讲不下去，因为学生们质疑道：红军过草地，明知道没有人烟，为什么不带上方便面？起码的野外生存常识都没有，饿死活该。《白毛女》也讲不下去了，因为学生们认为那完全是
瞎编：喜儿为什么不嫁给黄世仁？杨白劳欠债不还钱，这是公然破坏法制，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喜儿一旦嫁给黄总，就会过上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怎么会头发都变白了，最后投入了恐怖主义分子的环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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