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我们人大代表跟检察院座谈。大家表扬了起诉人充分的准备、人道的态度、清楚的表达等。因为小马当庭有所翻供，并说了一句“预审时他们又打又问的，我就那么说了”，大家便质疑刑讯逼供的问题，要求查清。有的质问为什么羁押了一年多才开庭，赵老师直接质问了检察院退休人员的腐败问题。有的代表还谈了加强计算机管理、领导负责制等。
我最后发言时，对庭审程序表示肯定，但指出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以及被告几方使用的是不同的话语，大家沟通上不够顺畅。比如法官是南方人，听不大懂平谷土话。什么是“盗窃”、什么是“占有”，都存在语言上的缝隙。双方事先的准备都很好，但一旦现场交锋，语言就罗嗦模糊。最后的判决结果很可能取决于“语文”问题。我建议司法人员要提高语文能力和思维能力，熟悉各界群众的常用语言，增加社会阅历。要把被告的土话准确转化为法律术语。另外，今天被告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受到什么程度的惩罚，我们也不知道，那法律还有什么威慑力？莫非越普法我们就越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还有，如果官司的结果主要依靠法庭辩论解决，虽然程序上正义了，但法律也就越来越远离民心了。庄子说：“辩者之徒，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被告如果觉得自己冤枉而又辩驳无力，那势必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强烈的怨恨。孙检察长等同意我的见解，我想还应该向其他法学家适当请教。法律问题、医学问题，都跟语言文学具有共通性，都是研究人，都是通过鉴别分析材料来判断归属和性质。大量的文学作品里都涉及法律问题，文学研究者应该学学法律。我刚讲的《阿Q正传》里，阿Q就吃了语文的亏，他说的“我要投……”是指投降革命党，而审讯的老头子以为是“投案自首”，所以就确信他是抢劫犯一伙，阿Q大哥就成了中华民国最早一批被枪决的先辈。
另外我还指出法警当庭打盹，有损法庭威仪。他们说可能是法警值夜班，白天太累了。我开玩笑说，应该学习封建时代，让法警高喊堂号“威——武——，威——武——”那就不会打盹了。
下午跟师弟聊天，感慨人生和教育等。晚上备了会课，然后为某坏人修改文章。我这人不知道记仇，明明经常被坏人欺负，但只要跟我说几句软话，就假装全世界人民的大哥似的，甘心情愿地当牛做马了。
其实今天心中还隐隐潜伏着另一个不平静的湖面。十七年前的今天，我几乎彻夜未眠，为了一份纯洁的理想，为了一声嘹亮的号令，为了一个甘愿祭出我全部青春的早晨……
最近被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栏目拉去，做了若干期节目，于是又得到了新一轮的表扬和批评。表扬我的多数是中老年同志，比如北大清华的老师同事，主要意思是表扬我借幽默的风格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了讽刺批判。批评我的是一些喜欢我的青年学生，例如哈尔滨的小吴和成都的德强，主要意思是担心我说话随便，陷入媚俗的行列。我感谢他们并自我思考了一番，这里稍微说说我为什么答应去那里锵锵。
对于电视台的邀请，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谢绝，一是我的时间紧，无论怎么科学安排都不够用；二是大多数电视节目内容虚假无聊，欺骗
观众；三是节目形式专制，以嘉宾为道具，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其实凤凰台也有许多毛病，但相对来说，“锵锵三人行”可以说是中国最真
实最自由的电视栏目了。21分钟的节目，基本现场就说21分钟，不删不改，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只要宪法允许的、对老幼病残孕无大妨害的，
都可以说。虽然窦文涛老师喜欢说点“黄口”，可能是因为生理发育比较晚，这么大个“熟男”了，还停留在口腔快感阶段，但是凤凰台和中
宣部的领导也没有收拾他，没有把他打成“反革命口淫犯”，这就叫“任人唯贤”。当年林彪手下有几员猛将，仗打得漂亮，可是生活上比较
花，好像是黄永胜、李作鹏等人吧，每每打了胜仗就去腐化几天。林彪治军极严，可还是下不去手，放了他们一马。窦文涛鬼点子很多，又非
常敬业，每天为了做节目而浏览大量资讯，甚至在飞机上盗窃公众报刊，遭到空姐耻笑。每次嘉宾一到，他就开始叨叨，特别是每当美女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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