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让我借用昨晚我十三代表团表演的节目中的一句祝福语，祝各位代表和全区人民在新的一年里：扎西德勒！
十三代表团孔庆东
2006年1月13日11时30分
明天要去开海淀区人大会，不知道那里能不能上网，如果不能，那么大概5天不能来博。所以今晚在这里多玩一会儿。
今天把《现代通俗文学史》整理完毕，累得眼睛好疼。跟出版社的朋友洽谈。老鲁电话，先是诉说自己委屈，我表示不赞同。后来又承认自己虚荣等过失，我说哥们儿你承认错误也太晚啦。人活着就是活个“机缘”，一机错过，万劫不复。总是不知道此时此刻该怎么做，扑通一声就解决的问题，一再错过，只好遗憾了。性格即命运，坐实在此处啦。宽带还没来给弄。晚上搞了点家务，收拾了明天去开会的东西。
近期几个选集同时推出，《匹马西风》、《笑书神侠》和《47楼万岁》，算是一个总结。把《笑书神侠》的封面贴在这里吧。我谈金庸和武侠的文字大多都收入此书了。
我说过了，以后一般都是23：30之前来博。24：00以后请不必等我。
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重你自己。懂吗？
今天是周恩来的忌日。当年我没有哭。我非常敬重周，钦佩周，但是他永远理性永远刚毅的性格跟我不合。我更喜欢那些深情的伟人。江青自杀前写了一张字条：“主席，我爱你，我随你去了。”我一读到这个消息，立刻跑到阳台上，泪水洒到了花盆里。我相信，历史终会公正地评判每一个好男人好女人的。
明天开人大会，我会为那些好男人、好女人，多少说几句有用的话的。好男人、好女人，你们保佑我！
■蔡元培的矛盾2006-01-0723：09：53
今天整理旧文，因为很快要出一本叫《47楼万岁》的精选集。挑出一篇旧文贴在下面，献给那些关心北大的朋友。
另外我想，今后我一律在半夜11点30分之前来博客，以免很多朋友傻等。不能因为我的非典型性作息影响大家的正常休息。如无特殊情况，我半夜12点以后就不来博客了。我尽量每周来几次吧。现在去看博客了。
北大百年校庆之际，蔡元培成为一个微妙而敏感的话题。
坐在办公楼礼堂，看学生演的话剧《蔡元培》。环望一下四周，该来看一看的人，大都没有来。
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从另一种意义上，深味到此话的悲哀。
学生的表演激情而幼稚。我尤其感兴趣那幼稚，那幼稚使台上台下的许多人，误以为自己正生存在别一个北大。
而楼外干燥的风，刷刷击打着那些不太驯服的枝叶。
几天后，我读完了京都名记萧夏林编的一本书：《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
这是一本好书。紧紧围绕“蔡元培和北大”这一宏旨，所收文章开合有度，气象森严，谢冕、钱理群的两篇序言尤其令人击节咏叹。全书凸显了蔡校长的一个“大”字和蔡校长被今人忘却的一个“哀”字。“大”字中充溢着对北大的赞美，“哀”字中则蕴含着对北大的批评。作为北大中人，我对这赞美和批评是早已熟稔的。10年前北大90华诞时，我也曾作文缅怀蔡先生。每次经过未名湖畔蔡校长的塑像，我都有意无意地去望一下蔡校长的眼睛。然而从那眼神中，我越来越望到了一种凄苦和矛盾。
今人之仰慕蔡元培，最集中的一点便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我以为，蔡元培的矛盾或许就产生于对这八个字的苦苦追求和这八个字的不合实情。
蔡元培的矛盾首先体现在教育观上。他一再申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但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实用教育，提倡“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道德主义”教育。他既号召学生独立研究，又强调学习要“服役社会”。当今由于实用教育的泛滥，蔡元培的“大教育观”引起了相当多学者的重视。但是应该看到，加强实用教育，乃是中国急欲走向富强之路的必然选择。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教育机构，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推卸地肩起了为中国培养“专家型人才”的使命。《论语》中描绘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教学境界，从大环境上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蔡元培从“立人”的角度出发，看到了实用教育的弊端，但他是无法挽回这一大势的。上大学可以求学问，也可以升官发财，这二者并不一定总是矛盾的。且不说升官发财是否一定是坏事，只从极世俗的道理来看，社会上总要有人升官发财，而现代社会之所以“进步”，就在于越来越倾向于让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升官发财”。况且大学里培养的人也不可能都去“做学问”。此中的关键在于学问与实用的结合度。蔡元培自己和他的好友以及得意门生，其实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他所担心的是学生“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将来“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蔡元培的这一担心实际上一直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上演。中国的教育问题并非是实用人才太多，博学通才太少，而恐怕是二者都既短缺又浅陋。进一步说，所谓“纯粹学问”也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部分学者的善良追求。过于追求学问之“纯粹”而结果却不能实现，必然反过来促使更多的人干脆去追名逐利。今日的北大也正是如此，一部分人在那里做着“客观公正”的学问，结果仍不免被怀疑为“心术不正”，“学术倾向有问题”或是“甘做帮闲”，“迎合贪官污吏”；还有一部分人则公开背叛学术，上欺善良的学校领导，下压正直的师生员工，嫉贤妒能，武大郎开店，借百年校庆等机会大肆捞取个人私利，使北大在社会上的声誉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不知当年蔡校长有没有想到，现代型的大学，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大学，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而是一个三教九流荟萃的“学问江湖”。我们指责这样的大学“不合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它和改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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