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做不成，还包含着被贬为“文士”的危险。文士指“能文辞，且兼及古今兴亡家国之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士成了备受讥讽蔑视的人，文章必须写得枯燥乃至不通，才算是有学问，面对人民疾苦世风国运必须脸不变色心不跳才算是有修养有道德。陈平原的文辞功夫属于上佳，而且经常有“人间情怀”，即他自己所说的：“有历史的感慨，也有现实的忧思”。于是，他就必须时时小心学者们把他由通人的楼头推下文士的地牢。所以，他一直声称自己是“两副笔墨”，一副是“正经规范的学术文章”，这证明他不是通人，是老实的学者；另一副是“学者散文”，他叫做“学者的人间情怀”，这证明他不是文士，但可以做文士的朋友。陈平原如此自定的学者立场显然与那些“学者们”是不同的。人家那些学者，从来不用这么费事地解释自己，只需要不说话，说废话，然后说某某和某某没学问即可。
这本《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若非刻苦读书30年以上而又才学识兼备的开放性学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属于陈平原所讲的比专著更值得咀嚼的“厚积薄发的论文集”，但陈平原却特意标明——“可惜本书不在此列”。他左遮右挡，弄得上下都很平坦，绝对不给人“木秀于林，堆土于岸”之感，所以他名叫平原。当今官场有几句护身口诀：“上面要趟平，下面要踩平，左右要摆平，自己要端平。”然而我想说一句：“可惜陈平原不在此列。”因为他书中的每篇文章都让人读后意绪难平，他谈中古研究的魅力，他考察科普读物中的飞车，他论人文景观与大学精神，都透露着许多意在言外的神采，甚至有时令人觉得，那些神采是他的真正鹄的，而苦心陈述的材料，借前人之口代言，不过是一种“平原策略”。所以我称他是“名士其外，侠士其内”。张岱《陶庵梦忆》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陈平原本是怀有深情和真气之人，但他看见东边高了，就在西边隆起一下，南边陡了，就在北边拉扯一下，这种造山运动恰恰给人又一个意在言外的坐实：平原不平，平原下有海。
（本文深受众多陈平原崇拜者好评）
上一个千年的最后一片红叶飘落的时候，我把一本书稿交给了中国电影出版社，取名《空山疯语》。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特别脆弱的意思。你想，连疯话都得跑到空山里头说去，还不脆弱吗？”没想到，话音未落，中国电影出版社就公然剽窃了我的创意，堂而皇之地出版了一本怪书，名字就叫《脆弱》，作者是“橡子”，含义为“像你”，意思就是公开剽窃你、气死你的意思。
本人深受武侠小说之害，每遇冤屈，不喜欢对簿公堂，而是喜欢暗中报复。窦尔敦在《坐寨》中唱道：“大丈夫仇不报枉在世上，岂不被天下人耻笑一场！”于是，就仔细阅读这本怪书，希图搜剔出一二反动言论，把它一家伙告进衙门，给它个满门抄斩，嚓！嚓！何其快活乎哉也么哥！
然而一篇读罢，却发现这家伙并不值得报复。这本书号称是“融合了思辩、叙事和梦的诗体小说”，但我们革命人民都知道，“思辩”、“梦”，还有“诗”，都早已经定格成20世纪80年代的化石，用书里的话说，“被时代屙在边缘上了”。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叙事”，紧握住时代的马尾巴，在20世纪90年代的戈壁上被拖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
《脆弱》的阅读过程，对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是充满忧伤的回忆。那种弥漫在宿舍楼道里的诗情画意的情欲，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高贵，那种对未来和理想的自信，还有那辽阔的蓝天，那草坪上的吉他，那无处不在的现代派……但如果对20世纪90年代上大学的人来说，则可能就是一个傻冒的自伤自怜。一事无成还道貌岸然、自作自受还伪装先锋、秋天的知了冒充大尾巴狼、离美女20米就早泄愣夸口是“采花大虫”……所谓“脆弱”，就在这两个时代的对比中凸显了出来。
作者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他把80年代北大所赐予他的全部功夫都竭力演示在这里了：九死不悔的追求，敏锐的意象捕捉，对语言和生命的双重探索。如果出版在1989年以前，此书极有可能成为轰动的时代经典。然而在中华世纪坛巍然屹立的今日，任何思考和探索都已被当作消费形式之一种。业已被中产阶级学者野蛮霸占的大学校园，把橡子这样的“小资产阶级”诗人驱赶到了风沙扑面的大街上。曾经有一个时代，思想者被迫自己发现“我有罪”。现在，则是思想者主动承认“我脆弱”。在这样的心态下，《脆弱》的笔调颇有几分不自信，经常流露出由20世纪90年代处境所产生的自嘲。作者在书后的访谈中乐观地觉得：“当我说出脆弱的时候，我已经被拯救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80年代的思维表达。而我倒是从作者的脆弱中，看出了一份脆弱的反面——坚强。因为作者对于所谓的“脆弱”，显然并没有采取认同和欣赏的姿态。在交出了这份脆弱的自白之后，他留下了自己的底色，那就是，对初始信仰的毫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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