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还有一个进德会，其基本戒约有不嫖、不纳妾等，这都是与孔孟之道不相违背的。
蔡元培又说，北京大学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国文课本，中国文学史和文字学讲义，都是文言。
当一位日本学者指责北京大学不尊孔子、废除讲经时，蔡元培答道：“北大崔适教授讲《五经要义》，《春秋复始》，陈汉章教授讲《经学通论》，黄节、沈尹默教授讲《诗经》，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学，北大何尝废讲经？”不过北大对于各家学说“均一视同仁”，这才是北大的胸怀。
李大钊则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认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时代的要求，加上先驱者的奋争，白话文学的主张取得了胜利。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规定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课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
白话文运动并不是文学革命的全部。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说：
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
鲁迅说，白话文学“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
所以，新文学的建设没有停留在胡适所讲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要求上，而是进一步致力于文学内容的革新。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是浙江绍兴人，长兄周树人（18811936），笔名鲁迅等，二弟周作人（18851967），笔名知堂等。这兄弟二人的思想和文字，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树人”和“作人”，产生了磁化般的影响。
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发表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重要文章，提出要从“灵肉一致”的生活角度去创造“人的文学”、“人性的文学”、“个人的文学”，又提出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他说：
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周作人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艺术主张，这是对虚伪粉饰的仿古文学的有力矫正。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纯美学”、“纯艺术”的倾向始终不能占据主流，这与20世纪中国直面现实的需要高于一切是密切相关的。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犀利的文章，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鲁迅以他坚定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和坚韧持久的战斗精神，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代表。而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文学创作实绩。
1918年5月，《新青年》开始全部采用白话。鲁迅就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这是一篇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小说中的“狂人”象征着一代还不能被多数民众理解的文化先觉者，是一个英勇孤独的战士。他通过痛苦的反思，得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封建宗法制度“吃人”。
小说结尾，说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鲁迅沉痛地写道：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鲁迅在《狂人日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孔乙己》、《药》等著名小说，深刻揭示了封建传统思想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他解剖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弱点，意在暴露社会的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几年后，他把自己这一时期的小说结集时，取名《呐喊》。“呐喊”二字，正是“五四”黎明期总体姿态的写真。那声音，直到1921年前后，还依然嘹亮。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孔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