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头去看师弟，他们都正被纠缠得苦。但他们性格不同，处境也就略有分别。我把大胆型的张海波叫做唐·吉诃德，把忧郁型的吴晓东叫做哈姆雷特。吴晓东那几天挂念北京的女朋友，通信又不方便，本来就心事重重，他似乎又想突围，又想恋战，所以给猴子们造成“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的契机。猴子们不但要他的东西，还把他的衣服给撕破了，经过苦战，才冲出猴子们的围追堵截。所以晓东突围后又想笑又有点生气。张海波也被乱抓了一通，但他本来就准备好了吃的，想跟猴子玩一玩，看上去有几分舍身饲猴的模样。我抓紧时机给他拍了戏猴照。
我们三人的存在，其实也帮了其他人的忙。群猴从我们这批过客身上收获甚微。其时夕阳落山，猴影散乱，我们再拐一个弯，就完全通过了这道峨眉山的“猴门关”。
这件事虽然有趣，但我从来没想写过，因为写出来不过是一段旅游花絮而已，纯粹的叙事抒情文章我是没多大兴趣写的。可是最近，我脑子里好几次蹦出“峨眉山的猴子”这个短语，我眼前又出现那些肥壮的猴子剪径的图景。我意识到，我一定是把“峨眉山的猴子”当成了某种意象。这些猴子，世世代代不采果，不捕猎，每天的生活就是睡到太阳晒屁股后，往路边一蹲，连要带抢，吃香的，喝甜的，仿佛所有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伺候它们。它们已经不是本来的猴子，它们是生物界许多事情的象征。我捂着脑袋搜寻这一象征。首先想起来，当年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就被称作“峨眉山的猴子”。抗战时，他躲在峨眉山上，胜利了，他下山来摘桃子。现在，文坛上也有许多“峨眉山的猴子”，他们没有自己的专业，什么也不研究，却对别人凶蛮无礼至极，靠骂人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世界上，也有一种“峨眉山的猴子”，什么人他都要管，别人的东西都要经过他检查才行。
看来，峨眉山的猴子其道不孤，怪不得它们的价值标准越来越有市场呢。想起好像有这么一首唐诗，就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峨眉山月半轮秋，
一宿行人自可愁。
日暮乡关何处是，
明朝散发弄扁舟。
（本文发表于《中华散文》）
近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指出，对待“法轮功”成员主要应采取“团结、教育、挽救”的措施。我以为，这样的措施是十分英明的。尽管一部分“法轮功”成员做出了有违法纪的行为，但多数“法轮功”成员基本上属于怀着善良的愿望误入歧途者。在他们没有危害社会治安和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况下，严格掌握政策，慎用法律手段，是我们最后战胜“法轮功”的有力保障。个别地区的领导性情急躁，滥用法律乃至专政手段对待“法轮功”的普通成员，结果不但给境外敌对势力造成口实，也使得“法轮功”基本成员加深了对立情绪。这导致我们战胜“法轮功”的工作欲速而不达。毛泽东同志说过：“路线和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在战争年代对敌方首领和普通士兵所采取的区分政策有力地加速了敌军的分化瓦解，今天面对“法轮功”这样一个不过是用“歪理邪说”武装起来的组织，更应该攻心为上，说理为上。
《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吴兴有个名叫沈万山的大款，富可敌国。他慷慨解囊，出钱帮助朝廷修建了南京城墙的1/3，真是气焰万丈。可是该大款不知收敛，又表示要出巨款犒赏三军儿郎。朱元璋终于大怒，说道：“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按说在封建时代，对于这般公开向社会体制挑战的“乱民”，杀了也就杀了。可是贤德的高皇后对朱元璋说：“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朱元璋听高皇后讲得在理，就免了沈万山一死，把他发配到了云南。
高皇后的贤德在于，她理智地区分了“不法”与“不祥”。对待“不法”，要用法律手段；而对待“不祥”，则要相信自然规律。所谓“不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违反科学，违反常理，它终究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而倘若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法律之外的问题，那我们就成了“不祥”。所以那些个别地区的领导应该从高皇后的话中得到某些启示，要相信“法轮功”这样逆天行事的“不祥”群体，其必然的结果是，天将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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