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且的学生谭惟翰，以及写作“商界小说”的丁谛，都与予且近似，努力在都市题材中加入人生、社会意义，而这些“意义”，如都市的罪恶，成长的艰辛，教育的失败等，都是新文学开发出来、业已推向社会的“名牌系列”。而他们所采用的一些创新手法，如蒙太奇句式、变幻叙事视角、现代心理分析等，也是新感觉派等留下的遗产。通俗小说的及时推广，起到了提高广大读者审美鉴赏力的积极作用。
此外的冯蘅、徐晚苹、王小逸、陈亮等人，以娴熟的新文艺笔法，写作刺激性较强的都市文学，以比较露骨的色情描绘广开销路，格调略低于北方的公孙嬿、王朱、程心枌等，但要高于一向被认为肉麻不堪、为人不耻的冯玉奇。他们实际是片面发展了新文学中张资平的一路，经常描写新时代青年的桃色故事，恰好迎合了小市民对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错误理解。张资平沦陷时期只有一部完整的长篇《新红A字》（另有一部“腰斩”的长篇《青麟屑》），从技巧上看，还是要远远高于这群效颦者的。
南方沦陷区社会言情小说的擎天之作，当推秦瘦鸥1942年出版的《秋海棠》。这部小说若列入新文学序列点评，品位亦当在中级以上。作者酝酿构思十余载，确定了“揭露社会／人生无常”的双重主题，跳出素材本身的新闻性、玩赏性，围绕人的命运、人的尊严这样的大问题展开凄婉深挚的笔墨，歌颂了高尚的爱情、友谊、事业心和牺牲精神等人类品质中的真善美，控诉和鞭挞了对这真善美的摧残玩弄。作品直面人生，不肯迁就太太小姐们的趣味而改变悲惨的故事结局见《秋海棠》前言……在写作手法上，删繁就简，条理清晰，重描写，轻故事，情节密度小，以塑造性格为主，注重环境、气氛和特定境况下的人物心理，具有很强的话剧感、电影感，叙事者是一个高雅、正直、善良、极富同情心的现代文人。可以想像，假如没有新文学小说二十多年的开拓，通俗小说在1942年绝对产生不出如此精美之作。《秋海棠》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笔法实已大大超越了张恨水当年的《啼笑因缘》，它所引起的连琐轰动也不逊于后者，若非沦陷时期，它在通俗小说革新史上的地位定会更被注重。
武侠小说抗战以来“豪杰并起”，几大巨头联袂称雄，这不仅仅意味着又一轮武侠热的到来，更重要的是，武侠小说至此完成了从近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型，其中新文学思想的影响和技法的渗透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还珠楼主沦陷时期除继续撰写巨著《蜀山剑侠传》外，还创作了《青城十九侠》、《边塞英雄》、《天山飞侠》等。论者多指责还珠作品“荒诞不经”，用现实主义标准一棍打死。若依此例，《庄子》、《楚辞》、《山海经》、《西游记》，李白、李贺之诗，佛经道藏之语，尽可废矣。还珠所作，本是神怪武侠小说，读者自当在阅读时假定神怪世界的存在。“艺术世界是假定的世界”费定《作家·艺术·时代》P337。，即使对现实生活最逼真的摹仿，也仍然是假定性契约主宰着叙事者和接受者的关系。“如果置假定性于一旁，那末在假定性之后则是赤裸裸的真实性。”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P22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艺术世界中的剑仙们是否可以翻江倒海、借尸还魂、长生不死，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假定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浓缩了人生的真情实理。《蜀山剑侠传》开笔于伪满政府成立之后，第一回便借书中人物之口发出慨叹：“那堪故国回首月明中！如此江山竟落入了满人之手，何时才能重返吾家故园啊！”抗战爆发，万民涂炭，国运艰危，还珠楼主因拒绝周作人等要他出任伪职的劝说，被捕入狱七十余日，受尽酷刑，一身武功大损。见《回忆父亲还珠楼主》，连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至4月3日。而他的《蜀山剑侠传》此时从第六集起，忽然如有神助，越写越奇幻精彩。其中尤其突出正邪两道的斗法，一边是妖魔横行，杀人如草，民不聊生，另一边是正道剑仙苦修正果，拯救苍生。作品贬斥了弱肉强食、尔虞我诈、欲壑难填的邪魔外道，颂扬生命的伟大、道德的尊严。这些固然不能简单看成“抗战思想”，诸如“邪不压正”等宿命观念也表现出一个传统文化虔诚信徒的迂腐，但起码可以说明，这位神仙世界的缔造者的内心是十分“入世”的，他以特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时代性”和“人民性”。如果联系还珠楼主的整个生平来看，他从来就不是“出世”的。1956年他参观延安后赋诗道：“匹夫应有兴亡责，恨我迟来十九年”见《回忆父亲还珠楼主》，连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至4月3日……应该说，19年前，那兴亡之责就寄寓在他那“荒诞”的大作中了。比起一部活生生的百年魔怪舞翩跹的中国近现代史，又有哪部小说称得上“荒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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