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啊。”高良杰温和地笑道，“集中起来，去帮助抢修铁路。”
“噢，”马富海极不屑地一摆手，“那我不去，我还要卖豆腐去呢。”
高良杰被戗住了，这才看清马富海一直忙活着收拾当院放的豆腐挑子，理着箩筛上的绳子，这会儿一蹲身担了起来，哼着戏曲，晃着肩膀悠悠地走出院门下山去了，连头也没再抬一下。院门在他后面嘎吱吱来回摆着。高良杰看着他的背影，绷住脸，目光铁一样冰冷。
受到自己轻蔑的人的嘲弄，尤其使人倒憋气。
对面山上远远有黑点人影在往这儿松树下瞭望，想必是钟声引起了他们的诧异。但下面高家岭村里家家院院却没什么动静。缕缕炊烟还在飘着，扫院子的婆姨抬头看了一下盘顶松，看见树下站着的高良杰，也没再问啥，又低下头接着扫院子。左右咣啷啷晃着水桶又下山去担水的年轻后生柱子，扭回头朝上打着招呼：“良杰哥，咋又敲开钟了？”
“有事啊。”高良杰连忙笑着说。
“有啥事？……集中起来谈？……噢，噢。”柱子一边溜溜达达摆着水桶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对答着，自顾自哼起歌往山下去了。
又是一口凉气。
西边山坡上有五六个老汉正牵着各自的驴马站在一处，议论着牲口的皮毛、膘情、牙口，有的还掰开驴马的嘴，侧着头看牲口的牙齿，指点着，评价着。听见钟声，他们只是先后往盘顶松这儿望了一眼，又相互说了点什么。
钢的声音早已在山岭上消失，连一丝回音也没有了。
高良杰脸色冷峻地站在松树下。钢的冰冷和坚硬都凝冻在他心里了。他站了一会儿，再次毅然举起钢钎，这次把集合钟敲了两遍，也敲得更响更坚决。他的手都震麻了。整个村子没有反应。那几个遛牲口的老汉正在朝更远处走去，听见钟声，只是在快拐过山坡的时候回头朝这儿望了望。驴和马伸长着脖子低头啃着草，被缰绳牵着拐过坡去了。
“良杰哥，是你敲的钟？我还以为是小孩瞎敲的呢。”一个年轻妇女的声音，是下面另一家院子里的月琴在朝他打招呼。她穿着一件肩上打补丁的蓝花褂子，头发有些蓬乱地在脑后挽个髻，蜡黄憔悴的瓜子脸上露着善良又有些腼腆的笑容。见高良杰目光落在她身上，她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麻利地抻展了一下褂子，“是有事吧？”她仰着脸问道。
“是。”
“敲了这么多遍，咋还没人来啊？”月琴关心地问。因为替高良杰着急，她的腼腆消失了。
“好长时间不敲了，人们不惯了吧？”
“我帮你去各家叫人吧。”
“不，不用。”高良杰连忙说道。
看着月琴那憔悴的脸色和肩上那块深蓝色的补丁，他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二十年前，高家岭只有他俩在县城中学上学，高良杰念高中，月琴念初中。从村里到县城几十里，每次来回，两个人都相跟着。遇到雨后蹚水过河，他就卷起裤腿背她过去。她双手搂着他的肩，不好意思却又信赖地把头趴在他肩上。她那温馨的少女的身体，她在他耳根旁的呼吸和撩着他发痒的头发，都曾让高良杰感到冲动、亲昵。1963年，高中毕业了，他参军去了。她眼里噙着泪，站在人群里看着他戴着红花上了马车。几年的部队生活，擦亮了高良杰的阶级眼光：月琴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县政府的文书。1968年回村探亲时，他下决心和她谈了：他不能。月琴倚在树旁无声地哭了。她没有怨他，很快就和别人结婚了。她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对方成分好。她母亲早亡，父亲做主，给她招了个外地来落户的进门女婿。等高良杰回村担任支书后，领着清理阶级队伍，发现月琴父亲历史上还有疑点：有三个月的时间没账。马上立案，隔离审查。老头实在记不清也说不清几十年前的事儿，胆小，上吊自杀了。当然是“畏罪”。接着又查出她丈夫隐瞒成分，不是贫农，是富农子弟，她丈夫经不住批斗，跑了，再也没回来。从那以后，她一个年轻寡妇咬着牙劳碌着，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弟弟，一直熬到现在。高良杰对自己过去所作的一切从没有歉疚过。但每次看到月琴在困苦中挣扎而对他无怨无恨，始终对他还怀着一种特殊的情分，他心中总是袭上一种复杂的情感，往往扰乱了他对以往自己所作所为的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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