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人可以搞劳动力输出嘛，到欧亚非各国去包揽施工，修铁路，搞基建，都可以干嘛。”
“那也得一步步来，没那么简单。”
“真理从来是简单的。”庄文伊扶了一下眼镜固执地辩论道，“现在，许多问题都是人为把它复杂化了。又要改革，又要顾及一套臃肿体制。就像你吧，明明是主张改革，可现在处在掌权的位置上，首先就要考虑自己的地位。左思右虑，和小胡、龙金生这样的人费时间磨嘴皮子，被束缚住了。”
“不，”李向南严肃说道，“中国的国情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得多，我们要多方面考虑，改革面临着压力。”
“有压力，当然谁都承认。”
“真正知道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只是看到某一两点。有的人看到的是经济上某个困难，有的人是看到政治上某个阻力。但实际上，我们的改革面临的是一个总体的压力。”
庄文伊看着李向南，弹烟灰的手在烟灰缸上停住了，他没有听到过这个概念。
“从经济上讲，我们遇到的压力就很大。”李向南说道，“资金短缺，资源紧张，就业问题，许多方面都对我们有压力。而压力远不只是经济上的。对经济的改革，因为牵动利益，既有物质利益，也有权力地位，还引起了政治上的矛盾。农村新经济政策不就曾经引起党内部分人强烈的抵触情绪吗？现在虽然大为缓和了，但也不能说完全消除，还在一定程度上潜存着，并且总是和目前农村中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相联系。老龙的情绪不就是这样吗？又比如现在搞体制改革，用经济手段取代某些行政管理，按经济规律办事，这都在实际权力和管理上冲击了相当一批干部。你才搞一个改革设想，像组织部长老罗那样的人不就情绪很大吗？至于精简机构，必然要裁汰干部，这会引起这些干部及他们亲属的不理解。我才精简了县委办公室，小胡不就闹得不亦乐乎了？各种各样的压力还很多，它们在和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传统的习惯势力、‘左’的思想影响都联系起来，包括和现在党风不正、社会治安、青年人教育等社会问题在社会上引起的不满都联系起来，这一切汇在一起，汇成一个总体压力。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他双手好像端着一件很沉的东西掂着打了个手势，“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总体压力的严重性，不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总体战略角度来考察形势，没有深谋远虑的政策，就可能葬送改革。”
“改革没那么悲观，起码一个县没有那么复杂。”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县和一个国家是一样的。”李向南说。
庄文伊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你没说服我。你太守成，这可能是你搞政治的结果吧。”他有些失望地摘下墙上挂的雨衣，“我的话可能太书生气吧，你也听不下去。咱们中国就是书生气太少，官吏气太重。”说完他拉门准备走了。“噢，有个情况忘了说。”他在门口说道，“有人造你谣言，说你和林虹过去是同学。”
“是同学。”李向南答道。
庄文伊看了他一眼：“不光说是同学，有些话很难听。”他想说什么没说出来，拉上门走了。
李向南蹙着眉心，面对着窗外的雨雾：“庄文伊刚才说的情况，你听说了吗？”他问康乐。
“听说了。”
“怎么没告诉我？”
“都很无聊。”
李向南沉默了一下，又问：“还有什么动态？”
“顾荣过去是你父亲老部下吧？听说他们要给你父亲写信汇报情况。”康乐接着问道：“你现在最忧虑的是什么？”他在一旁坐下，拿过李向南的烟对着了自己的烟，“群众还是很理解你的。西山的老百姓现在都叫你李青天。”
李向南说：“这正是我忧虑的事情。”
“为什么？”康乐诧异地问。
“越这样，一部分干部越对立。青天是最难当的。”
康乐一下挺直身子：“我早就跟你分析过，你一上任就嘁哩咔喳解决问题，得了民心，失了干心，会越闹越被动的。你不如一上来先悠着点，慢慢把干部团住了，再一点一点推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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