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呢，女社会活动家？”
“我等会儿再看吧。”
“向南，你们搞政治的明枪暗箭地去厮杀，败者为寇，胜者为王。你们谁掌权能容我凌海就行。”
“我绝不把枪口指向咱们同一代人。”
“你这就是矫情了。搞政治的还讲这个？搞政治不就是争权吗？”
试图和他们进行正经的谈话是愚蠢可笑的，自己会像个受揶揄的大傻瓜。没有必要再扯下去。但是，必须在一个有力的点上结束这场谈话。
“凌海，不和你多较真了，”他说，“说句亮底儿的话吧，我是两种准备：一个，如果干得顺手，那就干下去，到四十岁时退下来，搞我的战略理论研究，写两本书；一个，如果不顺利，我就算是滚地雷，给大伙儿滚出一个无雷区来。”
“为什么你要对他们来这么一个宣言呢？”
“同代人之间的争权夺势最肮脏可怕。不从里面超脱出来，那就什么也不用干，都完蛋。”
“你这是不是掩护自己的策略呀？”
“……应该说是我的真实思想吧。”其实更是他的策略。
两个人在长安街上继续走着。街上的汽车不那么稠密了。笔直的马路一点点显出宽阔来。路边的树影下，一对对漫步的青年人情投意合地低语着。北京的夜晚从喧嚣中一点点挣脱出来，露出一丝温和与宁静。前面不远处展开海一般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在朦胧的夜色下，它更显得博大、深远、浩瀚，使人产生一种苍莽的历史感。人民大会堂与历史博物馆东西对峙，雄伟凝重。
“你对他们多提防一点就是了。”黄平平说，“好，我到家了，”她指着右边的南池子大街路口，“一进口就是。不送你了。你从这儿上车吧。”
“再见，谢谢你。”李向南接过旅行袋，又伸出手，“你的报告文学稿要是不太急用，我再借两天，让我父亲看看。说不定我和他还要干一仗呢。”
“祝你胜利。”
大儿子向南还没回来，李海山有些烦躁。
他看了看写字台上的座钟，已经八点半过了，照理该到了。是火车误点了？他又瞥了一眼写字台上的那张报纸，再一次皱了皱眉。通栏标题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这题目就不像话，简直是西方报纸那套哗众取宠的搞法。再好的人加上“新星”两个字，就满身轻浮气了。简直是乱弹琴。小小年纪，小小一个县委书记，刚去没几天就吹成这样，能不夭折吗？他想起了这两天刚看到的那份“内参”，把向南说成那样，实为诬陷。可向南也的确是毛毛躁躁，咎由自取。他手撑写字台慢慢站起来，背着手在他这间卧室兼书房里踱起来。灯光移动着他淡淡的身影。
在写字台斜对面的沙发上坐着秘书小章，膝盖上放着打开的活页夹，拿着钢笔，等待给首长记录。
六十多岁的人，瘦高个儿，有些驼背，短袖白衬衫显得宽大空荡。脚上穿着方口黑布鞋，步履很轻，舒缓地落在水泥地上。走走停停，最后叉着腰在墙上一张五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前站住。两颊凹陷的脸上目光矍铄锐利，露出军人的风度——每当他回忆过去时，目光里就多一些军人气质。
小章扶了一下黑框眼镜：“李部长，您刚才讲到黑虎岭突围后的晚上了。”李海山过去是部长，现在中纪委，跟了他多年的秘书还沿用着旧的称呼。
李海山看着地图，只是“嗯”了一声，表示都知道。
他正在写回忆录。这些年他越来越喜欢回忆。是不是年纪大了，人就容易沉陷于往事之回想呢？自从离开了主持一个部繁多工作的职位，他就有了正在退出舞台的感觉。这是一种他不愿承认的可怕而巨大的冷清感。他的目光离开地图，移到墙上一条横幅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是他最近才写了挂上的。只能志在千里，不能行之千里。老骥伏枥，面对着新的现实。他要抓紧写他的回忆录。
他走出房门来到客厅，客厅不知何时已经变得空空荡荡，散乱地摆放着椅子、凳子，只有那架二十四英寸的大彩电还在红火热闹地演着一个年轻男女调情说笑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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