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书鸿感动着，直到上飞机仍然感动着。
…………
当他中午提着一个沉重的大皮箱踏进白贵德家客厅时，白贵德满面笑容地迎上来，又是招呼就座，又是沏茶递烟，又是让儿女从各自的房间出来见见范伯伯，热情地问长问短。范书鸿昨天刚从德国回来，今天上午原打算到所里汇报工作，白贵德让他别急，休息休息，“中午有时间先来家里坐坐”。他们天南海北地聊着。客厅里宽敞舒适，铺着红地毯，吊着莲花灯，很富丽堂皇。
一切德国见闻都谈到了。
“怎么样，这次出国，收获不小吧？我这不是指学术方面，是指物质上，啊？”白贵德风趣地笑着，“买了点什么好东西啊？”
“没买什么。”
“没买什么？”
“我只是给自己和所里买了些书籍。这不是，这一箱书，我等会儿就带到所里去。”
“噢……”白贵德意外地怔了怔，眼睛不自然地闪烁了一下，“除了书呢？”
“除了书我没买什么。我节约了九千马克外汇带回来了。”
“九千马克？”白贵德眼睛一亮。
“我准备上缴国家。”
“上缴？”
“是啊。您看，这笔外汇应该上缴哪儿啊？”
“这个，再研究吧。”
两人还在谈着。白贵德脸上还浮着笑容，但显得勉强，而且渐渐冷淡下来，最后完全消逝了。
“我出了门才突然发觉：他最后的态度完全是冷淡的、敷衍的，和他一开始的亲热判若两人。是怎么变过来的，我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我仔细地回忆了整个谈话，回来又和家人从头到尾研究了一遍，才算明白了个中奥妙。”范书鸿说。
“那您的九千马克呢？”林虹问。
“缴了。为缴这笔外汇，跑来跑去跑了好几天，没地方收。最后总算缴到外汇局了。丹林、丹妮他们都说我傻。”
“那您的房子问题更解决不了啦。”
“大概是。”范书鸿苦笑了一下，“难度更大了。隔壁邻居老王是所里的锅炉管道工，原来说一间换一间不往外搬，要一间半。现在又提价了，非要两室一厅的单元不可。”
半导体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京剧《群英会》。
“咱们搬不搬哪？”王满成坐在竹椅上品着茶，慢声慢语地问。两个上小学的儿子已经睡下。屋子里狭窄拥挤。
“搬什么，就东三楼那一间半？”老婆张海花正低头在缝纫机上做活儿，叭地放下剪刀，人胖气粗，“两室一厅，没这就不搬。”
“你没看，范老他们一家挤着也怪可怜的。”
“你可怜他们，谁可怜你啊。你一个烂工人，现在是最不值钱的。照顾谁也照顾不上你。反正他们现在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咱们占着这一间，不给两室一厅就不搬。”
“咱们先搬过去，往后再慢慢找着所里要两室一厅呗。”
“我告诉你，一旦搬出去了，就没人管你了。现在可是重视知识分子，挤兑工人。你没听人说：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老大靠了边。他们有啥可怜的？又出国，又有钱，工资是你三四倍，划拉一篇文章就是多少钱。咱们也不是和他们过不去，‘文化革命’那会儿范老挨斗，咱们没可怜过他？我这是和你们所当官的过不去呢。我要是你，不给房子，冬天就让你们机关暖气全不通。”
“那这邻居也太不讲理了。”林虹说。
“他们的考虑也能理解，将心比心吧。”范书鸿不无感叹地说。
“您在这样的条件下搞历史研究也真不容易。”
“我算什么研究啊。”范书鸿摇了摇头，“这不是，明天，”他翻了一下台历，“有个法国历史学家，是法籍华人，叫邓秋白，我要请他和太太吃饭。他是我，噢，还是你爸爸，四十年代一块儿去欧洲留学的同学。明天你也一块儿去吧，你看，”他轻轻拍了拍写字台上堆放的四大摞硬皮精装书（大概有几十本，码成一个立方体），“这是他送我的著作，加起来有一人高吧，著作等身。可我，想回送他一本书，却几乎找不出来。”老历史学家拉亮红纱罩台灯，使屋里再增加一些亮度，然后，在拥挤中挪开椅子费劲地站起来，拉开身后紧贴着书柜的玻璃，从里边抽出一本顶多有三百页的平装书：《佛教在中国的历史》。他轻轻拍掸了一下书上的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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