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虹出来，轻轻拉住她劝道：“这么晚了，你还去哪儿啊？”
“我去死——”范丹妮说着，一下跌坐在床上哭了。
范书鸿近于无声地叹了口气，苦闷之极地摇摇头，对林虹道：“看见了吧，我这个家真不像个家啊。”
“范伯伯，谁家也难免有些事情。”
“你不要安慰我了。”
范丹林一直双手插在裤兜里，微微耸着肩，垂眼蹙眉若有所思地立在那里。对家里的这种混乱他大概早习以为常了：“咱们该收拾收拾地方准备睡觉了。”
客厅门口出现两个人。一个，黄公愚自然认得，东方艺术协会通联部主任雷彤林，三十多岁，菩萨脸上一双乖觉的大眼睛总含着笑。还一个，他不认得，矮胖老头，秃顶，通红的脸粗糙多皱，神情很谦卑。
“这是黄老。”雷彤林甜腻腻地笑着介绍。
“我认出来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矮胖老头连连点头说道，双手拘谨地在身前轻轻搓着，不知到没到伸上去的时候。
“黄老，您还能认出他来吗？”雷彤林问。
黄公愚辨认着矮胖老头，露出疑惑的神情。
“他是樊仁祥同志啊。”
“樊仁祥？……”黄公愚竭力想装出回忆起什么的样子，但目光还是一派茫然。
“您怎么不认得他了？他是五十年代《东方艺术》的老编辑了，那时我还没来呢。”雷彤林说。
“噢，噢……”黄公愚依稀浮出一丝模糊的记忆，来者似乎是1957年打成右派后发落到外地去的。“你从江苏来？”他抓住一点朦胧印象问。
“不，不是。”樊仁祥因为黄公愚认不出自己而更加窘促不安。
“黄老，这次您的记忆可打不了满分啦。他从1957年到青海，一直没离开过那儿。他这次是从青海来。”
“噢……来北京出差？”黄公愚懵懵懂懂地露出一丝犹豫的笑容来。
“不不……”樊仁祥的窘促又加了一倍。
“黄老您怎么没印象了呢？他在青海一直劳改，后来在劳改农场就业。这次问题改正了，刚调回北京，调到咱们协会来了。我上次不是和您提过这事吗？”
“噢，噢。”黄公愚连连点着头伸出手，“我事太多，有的就记不过来了。来来来，坐下。”他对协会里来看望他的人是格外热情的——现在来的人很少，对这么晚还跑来看他的人更是亲热。
雷彤林反客为主，为他们倒水拿烟，满嘴说着场面上的圆滑话：“老樊昨天刚到北京。今晚在我家坐，知道我要过来看您，一定要跟过来看看老领导。”
樊仁祥刚刚拘谨地入座，听着这话又点头哈腰地欠起了身。
黄公愚对来人一到北京就“看看老领导”的举动显然十分满意：“东方艺术协会的老同志了，跟我一块工作过，都还是有感情的。”
“是是是。”樊仁祥连连点头，又不由自主地微微欠起身。雷彤林一边张罗一边看着这场面。樊仁祥是1957年黄公愚亲自定的右派，而且下手相当狠，最后被判刑，家破人亡。现在，整人的和被整的似乎都忘记了过去，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
“这些年你在青海怎么样？”黄公愚以老领导的身份关心道。
“判了十年刑，后来减了两年，刑满就在劳改农场就了业。”
“就业干什么？”
“在卫生所。”
“你学过医？”
“我是在劳改中自学的中医。”
“你这也叫自学成才嘛，哈哈哈。这也好，这也好，啊？一个人还是经历点曲折好。要不，你能自学成医？古人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孟子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些话都有道理。你看，‘文化革命’中把我斗得死去活来，现在不是活得比谁都好？”
雷彤林不由暗笑：‘文化革命’中，协会的“走资派”还就是黄公愚骨头最软，腰弯得最低。
“是是。黄老，看您现在脸色，就知道您很健康。”樊仁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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