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韬。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这阵子正红呢。报纸电视到处可以见到他。1957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十几年，前几年才平反出狱，担任了中学校长，不要待遇，不要住房，把离婚十几年的老婆从偏僻山区接回来复了婚，而后举着“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旗帜到处做报告，讲不计个人恩怨，讲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讲理解，讲爱，讲精神文明，讲对青年人的教育。很轰动。
见面了，握手了。人有些胖肿，戴着眼镜，眼珠凸起，腮帮子很大，很健谈，滔滔不绝，好像说话就是他的职业。房子挨着公共厕所，难免有些隐隐烘臭，床上一个老妇低头做着针线，想必是他妻子。我上午去附近一个中学做了场报告，顺便回家来。他说明道，平常他很难回家。你要听听我对谭秀妮事情的看法？
“是。”黄平平点点头。眼前这位庄韬是经常接受记者采访的，所以她的身份并未引起他特别的重视，可他对接受采访还是有热情的。“庄校长，听谭秀妮讲，您前天还和她谈过。”
是吗，她怎么说的？……我是搞教育的，应该关心她。我坐过十几年监狱，对罪犯和罪犯家属的心理又作过研究，说起话来可能更容易打动他们吧。他讲开了，很谦虚，又显得很自信，嘴唇翻得很厉害，露着大舌头。
谭秀妮是不是典型？是，很有意义的典型。全国有多少罪犯？几十万，一百万？这个问题大不大，复杂不复杂？复杂。现代社会的犯罪在各国都是大问题。可说复杂又不复杂，一个谭秀妮能改造一个罪犯，如果一万个、十万个、百万个谭秀妮呢？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一定要树立谭秀妮这样的典型。可现在典型遇到了问题，她要离婚了，半途而废了，夭折了，该怎么办？
点烟，抽烟，显出一点炫耀和自负来。
我们的许多干部——区里就来了不止一个人嘛——就知道保典型，就知道讲大道理，什么珍惜荣誉了，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了，有什么用？他们不懂得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理解人，要设身处地替她着想，说半天空对空的道理有什么用？
“那您是怎么谈的呢？”黄平平感兴趣地露着微笑，心里完全是另一个态度。
我前天去了，进门先看了看屋里，床上的老人孩子，停了一会儿没说话，然后，感叹了一句：秀妮，你日子挺难啊。就这一句，她眼睛湿了。我和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一下缩短了距离。和任何人谈话，开头一句很重要。头是开好了，可缩短距离并不等于消除距离。我坐下了，又接着说：你现在不要听他们说三道四的，该怎么安排今后的生活自己拿主意。日子是你自己过，又不是他们替你过，只有自己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么一说，她和我更靠近了，觉着我真正为她着想。这从她表情就看出来了。她看了看我，低下头，半晌说了一句：庄校长，您说我该咋办？我一听就知道：她也正矛盾呢。我不着急，想了想，说：我不能替你下这个决心，不过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几种前途。我对谭秀妮还是那个原则：从为她考虑的角度出发。你一离开这个角度，她马上会对你有戒心的。当然我有我的立场，教育者应该比被教育者站得高一些，但另一方面又要站在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且一定要让她这样觉得。这是辩证的统一吧。
一种前途，我对她讲，你不离婚，这样拖着一老一小，背着债，熬上十八年，一直等乐天明刑满出狱，这期间的苦我不说你也知道。要是乐天明出狱后再不改邪归正，你这辈子就算完了。我一说完，谭秀妮就低着头咬住下嘴唇了。这种前途她是早考虑过的，只是别人都不和她讲明。这明摆的事，你不讲，再说多少好话，有什么说服力？不是骗人吗？第二种前途，我说，离了婚，甩掉那些债务，找一个老实的男人成个新家，另过生活。可能好些。当然，能不能找下合适的也很难说。孩子长大会怎么样也很难估计。另外，你在精神上也要准备承担几方面的压力：一个，传统道德舆论对你的攻击，不过，你可以不理睬它；一个，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你的失望，因为他们过去都被你的事迹感动过，你不是收到过一千多封群众来信吗？那会对你有些压力吧？还有一个，你对乐天明、对孩子多少会有一些自疚吧？我讲完了，她的头垂得更低了，手慢慢捏着衣襟。我心里明白，这又说中了她。我对我的工作已有了十成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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