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却在阳台上呆住了。那只小麻雀被细绳头朝下地吊在案板下，身体僵僵的，死了。那绳太长了，使麻雀能飞出案板的范围；那绳又太短了，使麻雀没有飞一圈再转回来的余地。它肯定是扑腾腾飞出去，被绳子的拉力拉了回来，跌了下去，它一次又一次飞窜着，挣扎着，一次又一次头朝下跌下去，终于精疲力尽了，只能扑腾一两下翅膀了，最后头耷拉了，死了，僵硬了。
他把麻雀从绳上解下来。
爸爸，给我吧，放在我抽屉里。
把它扔在小树林里吧。
在他比儿子还小的时候。一天，一只麻雀飞到家里来，爸爸领着全家人关上窗捕捉它。麻雀在屋里扑腾腾飞来飞去，全家人举着衣服帽子乱成一片，最后捉住了。用细绳系住脚，捆在一个纸篓上养着它玩，他非常喜欢这只小鸟。
第二天，发生了一个奇异的现象：房前的电线杆上停了许多麻雀，有一百多只吧，它们冲着他家的窗户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把它们赶走了，一会儿又飞来了，仍排成一排不停地叫着。妈妈说：它们是叫它们的伙伴来了，是求我们把它放出去。
麻雀们叫了一整天，第二天又在电线上排队叫开了。
麻雀心很齐，咱们放了它吧。妈妈说。
窗户打开了，他们把麻雀脚上的绳解开，两天来麻雀已习惯了绳子的羁绊，不知道可以飞走。他用手轻轻托了托它，它才反应过来，扑楞楞飞出窗外与麻雀群汇合。
麻雀们叫得更厉害了，叽叽喳喳响成一片，是欢呼伙伴的归队，也是表示对人的感谢吧？全家人都站在窗前看着它们，早已分不清哪是那只麻雀了。
它们很快都飞走了，再也不到窗前叫了。一群鸟叫了两天之后，现在一只鸟也没有，院里静得出奇……
下午人生咨询所停诊，内部开会，气氛有些压抑。最近情况不佳：《人生咨询报》至今未办成；在青年报上开的“咨询信箱”专栏也因故被停了；有些堂堂皇皇的部门在告人生咨询所的状。
“先不管这些，咱们总结一下自己的工作。”陈晓时微笑着说，他要保持大家乐观的情绪。
“咱们工作也开展得不太理想。”白露扶了一下眼镜，白净丰腴的脸上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情，她念了一份“人生咨询追踪调查”，然后说道：“那个叫谭秀妮的决心要和在劳改队的丈夫离婚，又不知受了什么影响，撤回了离婚起诉。还有环球出版社的编辑羊士奇，不是你（她看着陈晓时）给他咨询的吗，你不是给他制定了一整套行动计划，要像做手术一样，用一系列动作来解体他的死亡婚姻吗？但他什么进展也没实现，已经焦头烂额被撵回了工厂，老婆在告他虐待罪，很可能要让他去坐牢。”
方一泓永远像个医院的护士长，她认真地说：“我看羊士奇的老婆——她叫于粉莲吧——可能有点神经症。”
蒋家轩总是蹙着眉心带着深思的神情，这时讽刺地说道：“哪种类型的精神神经症？焦虑型？分离型？恐怖型？强迫型？抑郁型？性格型？疲劳型？疑病型？转换型？九种类型，她算哪种，原因是什么，归结于她丈夫性功能低下？我认为，于粉莲的表演更主要的应该从社会性原因寻找，是一定的社会条件纵容她、鼓励她、支持她这样。她即使有精神神经症，也是因为她那样做有好处，许多精神异常都是这样。我可以下个定论：社会环境造成精神神经症。”
“不能这样绝对。”方一泓说。
“这怎么叫绝对？你让于粉莲来，如果她只是精神神经症，我可以用精神动力学治疗好她。她再健康，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在这样的文化观念影响下，她还是要用她那病态的方法来控制丈夫，实现她的安全感，满足她的虚荣，这是没办法治好的。”蒋家轩永远像在辩论，神情凛然。
“好了，还是讨论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吧。”陈晓时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起来。这样涣散地东一个题西一个题地争论，看似热烈，其实反映着对现实处境的一点茫然。
“我认为羊士奇的案例该重点讨论一下。”蒋家轩绷着嘴说道。
“羊士奇、于粉莲的情况，我们还有时间专门讨论。”陈晓时说，“你们刚才的看法综合起来，已接近真理。方一泓说的有道理，于粉莲不能不说有点精神神经症，这种神经症甚至就可能和他们夫妻性生活的不协调有关。但另一方面，从主要方面来讲，我同意蒋家轩的意见，于粉莲对丈夫那种近乎疯狂的控制欲、歇斯底里的不安全感，是由社会原因或者说整个文化观念造成的。她即使没有神经症，也难以改变，她的思想观念就是那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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