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下边的事吧。”他说，“他和我什么时候见面？”
他要和一个在广州经商的人接洽，那人很有名，叫鲁鸿，顾晓鹰的同学。
“他很忙，找他的人太多，我尽量想法帮你安排吧。”顾晓鹰说，总算有你求我的地方了。
“顾晓鹰，别跟我闹噱头。你要拿我一手，我就绕过你了。搞生意的人四通八达，我从别人那儿也能通到他那儿。你不愿从中穿线，就放弃说好的那笔好处费了。”
“老孟，你真是魔鬼。”顾晓鹰脸上笑着，心中却在咬牙切齿，“晚上我领你去，他住华侨饭店，他请客。”
孟立才转眼珠一想：“不用。你把他电话告我，晚上我作东。”
宣判大会。他被五花大绑着押上了宋庄大场院的土台上，寒风凛冽，上千村民扶老携幼黑压压挤了一场，袖着手，缩着头，跺着脚。横飞的风沙中，老人的眼睛，年轻人的眼睛；女人们的眼睛有些恐惧地看着他，交头接耳着；最让他抬不起头的，是学生们的眼睛。他们的老师现在是坏人，破坏分子，阶级敌人。——头顶上横标在风中呼啦啦响着，白纸黑字贴在红布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一来就看见了。关了半年多，终于到了判决的时候。
批判，宣判，高呼口号。他弯腰低头，他是阶级敌人，他是反面教员。台下第一排，一个穿着破袄的小男孩仰着蜡黄的小脸看着他，流出的鼻涕已冻成冰，用小手指着他轻声说：“这是坏蛋。”他使孩子们从小懂得阶级斗争，他完成了历史使命。
父亲的脸在眼前浮现。他在对自己说话：你得处处小心，事事小心，你和别人不一样，你千万不要忘记：凡事要多低头。那时他十五岁，上初中，1950年。
他彻底低头了……
虽然是豪华车，但顶着出租的帽子，就不得不在威严的大门口停下来。警卫示意车靠边，让他到传达室登记。这大院内有一大堆他说不上来的高级机关。他不能随便出入，金钱在权力面前显出低下了。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到车里坐等。这样有身份一些。
有人出出进进着大门。两个姑娘到外面买雪糕，又说笑着进去了。门卫站得笔挺如没看见，更准确说，是“不敢”多看她们。这些姑娘比自己有身份，可以随便出入。他扭头看了金凤一眼，俊，打扮也挺时髦，但粗壮了些，没有那些姑娘大方文雅。她正用好奇的目光看着这一切，露出一股怯。这让他痛楚地感到了自己社会地位的低下。老婆是丈夫身份的标尺。“你想不想上大学？”他突然问。“上大学？”金凤莫名其妙。高中毕业七年了，她从未想过。“你要想上，我出钱让你去大学读代培。……算了，以后再说吧。”他狠狠地挥了一下手。
两辆上海牌旧轿车堂堂皇皇开进去了，他还得靠边等着。他突然感到，那两辆旧车代表着权力地位，而他这辆顶着出租牌的豪华车恰恰没有身份，把这豪华车脱了（像脱衣服、脱壳一样），把自己的眼镜、花衬衫、金表都脱了，再把钱包脱了，把达美公司老板的名儿也脱了，自己是什么？就剩一个粗粗壮壮的身体，顶着个又方又大的黑脸，低贱得不成个人。他想到了自己低贱的身世。
不，转瞬他心中又翻了过来：他们又有什么？今天丢了官，明天就没车坐，脱掉这层壳，他们一样不值钱。
要找的人来大门口接他了。一位名气不大不小的作家，程无忌。五十多岁，红脸，小眼睛，嘴往前凸，有个活泼热情的狐狸面相。你来了？他连连招呼着。
车不能进，他们走进去。院里挤满了简易房，一层的，二层的，拐来拐去的巷道。程无忌边走边热情介绍着：那是出版社，这是机关，这是报社，那个楼有好几个单位……来来往往都是文化界人士，都是朴素的白衬衫。他的花衬衫，金边眼镜，再加上这张黑脸，显得刺眼。他觉得自己走路不自然，提着小皮箱，也显得磕碰邋遢。在这儿他又像下等人了。真正有身份的是短袖白衬衫，朴素的灰裤子。那是贵族。再看金凤，走得更不自然，高跟鞋都踩不稳，一个小县城的姑娘，根本没见过大世面。
一幢红楼，又有军人守卫。程无忌掏出工作证，又指着他和金凤说明了一番，门卫上下打量着摆了一下手，才放他们通过。楼里很拥挤，楼道堆放着书柜、成捆的书报，很暗。远没有大饭店的豪华敞亮。但踏着一级级台阶上楼，他却深深感到这里对他有多么大的压迫力。他时时觉得自己卑微，没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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