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付了什么代价。思想的左倾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我的思想是非常左倾的。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为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付了代价。我也一再跟大家说过，共产党那个思想是最美丽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人类最美丽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任何人打不倒的。当我们把它抬出来以后呢，就跟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一样——自由、平等、博爱，谁能说反对人与人之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呢？可是，当你为这些理想奋斗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要付多少代价，并且当这个理想真的付诸实现的时候，你才发现外国那句名言，就是说：你去为一个主义去死比实现这个主义容易。为什么？真的要实现它的时候，你才发现有很多人是你的拦路虎，有很多的人是你的拌脚石，有很多你本人的一些原因使你变得失落。什么原因使你打起勇气来而不失落？就靠你一点点微薄的信仰，那个信仰就是我李敖近七十年来一直所坚持的一些信仰，而这些信仰有的时候我自己都难免会怀疑值不值得这样做。当我有怀疑的时候，我会给我自己打气，打气就像那个宗教活动——祈祷——一样。为什么要祈祷呢？他祈祷，原因就是给他自己打气，就像车胎一样，气不够了要给自己打气。
我有时候会怀疑，我这一辈子所宣传的、所相信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发生了错误的地方，我会怀疑我自己。当然我经过诸项检讨以后，发现基本上是站得住的，虽然我不再那么样的天真了。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相信平等有什么不好，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好得不得了。当我年纪越来越大，发现人类没有平等，就好像《1984》的作者乔治·欧威尔所说的，有些人平等，有些人不平等。他把这个话写在他那个《动物农庄》的小说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那么漂亮，有的人生来就那么丑，有的人生来那么样的健康，有的人生来就那么样的衰弱?有人生来含着银汤匙，有人生来穷得要死?这个不平等是人间的现象，我们被“平等”这两个字一开始骗了，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承认不平等，在不平等的标准底下再来改变它，那反倒是个务实的。
所以，今天的共产党就承认了，就是我们不是要一开始整个是穷的，做了穷的共产党是错误的，要使大家有钱。怎么有钱？十三亿人口同时有钱？不可能的，一定要先使一部分人有钱起来，这就是邓小平的政策，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大家再慢慢地一起富起来。可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暴发户，在上海的、在广州的、在深圳的，我们就亲眼看到了他们是多么的不平等，贫富的差距多么大。可是，当我们知道真正的平等得来，要先靠不平等的果实的时候，我们必须忍耐，直到从不平等开始，慢慢走向平等。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痛苦的事实。
我给大家看一个文献。什么文献?你们可能看不到的一个有趣的一个记录。首先，大家看看画面，就是北京《大家》刊物一百年的时候的一个封面。这是北京《大家》的刊物封面，这是一个华表的柱子，这是现在这些年轻的可爱的北大毕业生。
大家晓不晓得我父亲就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不过呢，那是好早好早好早，是在1926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的。他是在1920年进的北京大学，1926年毕业。为什么念了六年呢？因为头两年他们叫做预科，预科就是更加强你的语文训练，所以，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念了六年。
我把我父亲在北京大学那个时候的一个文献给大家看，这就是那年的毕业同学录，民国十五年，国立北京大学的同学录。大家看看，那个时候，我的父亲的照片。看看，李鼎彝啊，字玑衡，二十八岁，吉林扶余县。这是我父亲。我们再看，他同班同学有一个人，大家也许会感兴趣，他叫做王兆民，字墨林，二十八岁，黑龙江龙东县。王兆民，大家注意他啊，他有一个有名的孙女，就是王菲，王菲就是他的孙女。
我们看一些有趣的资料，当时有一个经济系的讲师叫做马寅初，后来做了北京大学校长，我跟大家说过我很佩服他。我们以为说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自由，错的，马寅初就是自由，因为他敢讲话，他会说：毛泽东你错了，你觉得人多好办事是错的，会给中国制造出很多人口问题来。当然，他被打压，大字报从北京大学校长室一直贴到他的卧室，可是，他是个英雄好汉，他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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