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副局长听说金局长今天居然亲自去车站“接”郭强一行人，马上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派郭强他们去北京、上海之前，没跟金局长江告。虽然金局长在局里中层干部会上明确过，“12.18”案由老马全面负责。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只要破案需要，有利于抓住时机，做什么不做什么，都由老马决定。特殊情况下，完全可以“先斩后奏”。但看来，自己还是把问题想简单了。金局长是个老政法，但一直都是在省一级的机关里搞行政和后勤方面的工作，不是搞业务的，特别没有做公安业务的经历，也没有在一个单位主持工作、独立支撑一个局面的经验。到局里来当一把手后，班子里的同志都非常支持他的工作，也非常尊重他。而他也的确能团结同志，放手让副手们开展工作。但大家还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出他内心深处存留着某种“自卑”——怕别的同志嫌他“不懂业务”，因而有时也特别计较同志们对他的态度，特别需要一种“尊重”。
“很抱歉，没跟你商量，就把人和东西给你‘截留’了。”马副局长一进门，金局长就起身打招呼。“要去接人，你吭个气儿，我去就行了。何必你亲自出马呢？”马副局长赶紧笑道。金局长扔了一支烟给他，沉吟了一下说道：“老马，你是个老同志了，跟方方面面的领导也打了这么些年的交道，你应该清楚这里的规矩。如果市里真的要让我们追查谁，早就下令查了。拖到今天死活不说一个查字，其中的实际用意就很清楚了嘛。就是不要我们查嘛。你还非得让领导自己来给你捅破这层窗户纸？你想想，哪个领导会说这样的话，你们公安局别查谁谁谁的问题？谁会这么不给自己留后路呢？万一这人真有问题，这责任他负得了吗？让你来当市里的领导，你会那么傻？如果我们不能主动为领导做这些考虑，领导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继续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
你派这么些人，北京、上海转了一大圈，弄得满城风雨，结果也没搞出啥名堂。值得吗？”
不能说金局长的这一番话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但是，这案子怎么办呢？“放弃周密这个线索？”马副局长问道。金局长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没说过要放弃，谁也没这么说过。”马副局长真是不知所措了。谁也没说过要放弃，谁也没说过要坚持，那么到底是放弃，还多坚持呢？为了不犯错误，为了能维护好跟上边的关系，关键时候该决断时不做决断，只充老好人，致使下边做具体工作的人手足无措，以至于一次又一次丧失了极好的工作时机和工作局面，这正是我们少数为官者的“为官之道”。这种时候，你还说他不得，越说，他们越恼火。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维护好跟上边的关系，要比做好某件具体工作不知要重要多少倍。无数次经验教训告诉他们，即使做成一百件具体工作，但只要有一两次伤了关系，被上边的某人认为你不听话，不是他的人，你的前程就有可能到此就算是结束了，再也不可能有所“进步”了。尤其是当前任职年龄限制越来越严格，如果40岁以前跨不到司局级，50岁以前跨不到副省部级，那么你以前以后的一切努力，就都算是“白搭”了。这对于已然把自己的大半生贡献给了“行政领导工作”，而放弃了“业务技能”的他们来说，显然是极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如果他们都还是有相当进取心的同志。
看到马副局长从金局长那儿回来，带着一脸的无奈，方雨林和郭强知道事情越发复杂化了，两个人就没敢吱声。马副局长闷闷地坐了好大一会儿，只说了句：“你们回吧。”
方雨林犹豫了一下，壮起胆子问道：“能让我们看看这个鉴定报告吗？”
马副局长挥挥手：“先回去。”
方雨林还问：“鉴定报告到底怎么说的嘛……”
马副局长有点不耐烦了：“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开窍？还要我说几遍？让你们先回去！”两个人无奈，到食堂里找到正在那儿吃早饭的伙伴儿，回重案大队去了。回到大队部，郭强通知各组，今天哪都不去了，都留在家里学习。侦察员们都奇怪，那么多案子还没破，怎么想起来让大伙儿关门学习？一时间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方雨林吼了一声：“让你学就学呗！吵吵什么？”大伙儿这才噘着嘴，回各自的屋，从抽屉深处和枕头底下翻出学习材料，端着各自的茶缸，揣着廉价的“黑烟”，蔫不唧地上会议室里找个位置，听郭强读《人民日报》社论。念完一篇，郭强放下报纸，抿了一口酽茶，清清有点发干的嗓子说：“社论代表中央精神，都谈谈感想吧。谁先说，谁来打头炮？”底下立刻响起一片低低的笑声。郭强喝斥道：“笑哈笑？”一个侦察员说道：“大队长，大伙儿笑您学习会上用词不太文明。”郭强一愣：“我怎么不文明了？”方雨林笑道：“你说‘打炮’了。”郭强立刻醒悟过来，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道：“你们这些操蛋东西，学社论哩，都想哪旮旯儿去了！”于是所有在场的侦察员索性哈哈大笑起来，气氛开始活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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