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只希望我清纯和单一。只把我的“清纯单一”当作一个在繁忙和沉重中能帮助他们稍稍消解和中和那些繁忙、沉重的点缀物。就像某些当官的，在宴席上，常常喜欢叫一些歌星影星或艺校的女学员来陪着吃饭喝酒一样，我就是那饭桌上助兴的“星”?没有人真正想帮助我，真正能帮助我。我倒是也想清纯单一下去。但据此，能清纯和单一得了吗?笑话……
然后她终于下决心给齐神父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放下电话后，她想了很多方法，怎么死才不丢人不痛苦。她原是想小试一下的。于是拿起了刀片。没想这是一把老头牌的双面刮胡刀片。是谁留在这儿的，她已经想不起来了。总之是男人的用品吧。冰冰凉，麻酥酥。就那么一下，几乎没怎么用力，洁白细嫩的皮肤就张裂开了。这时她才看到，也才知道，年轻人的血一旦不受皮肤和血管壁的阻碍而往外喷流时，是同样可以做到很汹涌，很澎湃，很不可阻挡的……
随后的两天里，邵长水一步都没外出，把自己死死地关在龙湾路八十八号里，强迫自己静下心，认真回顾和总结了一下这个阶段的工作。
有成效吗?他问自己.
当然不能说没成效。但成效很大吗?好像又不能这么说——仍然没拿到确凿的证据可以为劳爷的死进行定性，仍然没整明白劳爷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中到底搞到了什么“情报”。真正可以落实下来的只有这一点：在陶里根生活的后期，他的确非常痛苦，也搞清了造成他这痛苦的原因。但是，这对破案又有多大的意义，能起多么关键的作用呢?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看大不出来。终于知道劳爷由于颓丧而改写了祝磊的材料，这应算做是一个重大收获。但他和赵五六都不相信劳爷因此会把原件销毁了。如果没销毁，那么原件现在在哪儿?他确信．劳爷的死跟这个“原件”有直接的关系。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杀害劳爷的人获知了祝磊的原件落到了劳爷手中，在向劳爷百般索要原件而不得的情况下，恼羞成怒，便杀害了劳爷……邵长水还觉得，曹楠这小丫头“至死”仍向他们隐瞒着什么。直觉告诉他．曹楠应该是知道原件的下落的。即便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后来也一定是有所知晓；即便知晓得不是一那么详尽确切，她也应该知道一个大概的去向……
事到如今，邵长水觉得必须加大力度，尽快侦破“车祸”和“爆炸杀人”等案子了，同时要组织力量寻找那个“原件”。他觉得现在已经不能再回避这么一个根本问题：劳爷到底掌握了顾立源、饶上都的什么问题，才使得某些人惶恐不安，而非杀他不可?不了解事件的这个大背景，就没法真正探摸到这个案子深处隐藏的东西。必须明白，这起案子绝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刑事案。甚至可以说，查清劳爷死亡之谜，只是开启了通往这迷宫中心的无数扇神秘大门中的一扇而已。只是一出大戏中一个“序幕”而已。
同时，邵长水还发觉，这段时间以来，自己本身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不怎么惦记那个曾把自己困扰得要死要活的“定岗定职”问题了。因此，整个人就轻松多了。是因为惦记也没用，所以才不惦记了?还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中太投入，陷得太深，因而从心理上已经把自己完全当作省厅一员的缘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其实原因可以不必深究，可喜的是心态终于平和从容了。
古人说，得失自在须臾间，人生难得一从容。
……下午三点多钟，邵长水正在考虑怎么把自己对下一步工作的设想写成一个书面的东西给总队领导报上去，接到了总队秘书打来的电话，让他“放下手里一切事情，立马赶到总队部去‘报到’。”
“啥叫放下‘一切’事情?为什么要用‘报到’这个说法?”经历过多次重大人事调动、在这方面一向不迟钝的邵长水，放下电话，心里猛地一震，当即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又要有变动了。他没追问，也没露声色，很平静地对组里的其他同志告诉了一声：“总队让我马上去一下。晚饭我就不回来吃了。”走以前，他又去五号楼看了看曹楠。她一边在那儿养伤，一边在按邵长水的要求，把那天口头“交代”的事情写成书面的材料。
赶到总队部，赵总队不在。去厅长那儿开紧急会议去了。厅长那儿的“紧急会议”，可就太没谱了。有时三五分钟、一二十分钟，下达一道命令布置一个紧急任务就会结束；有时也会连续开上三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为了贯彻和部署省政法委或公安部的重大工作安排，为了研究和处理一起突发的重大事故或案子，通宵开会，天亮后立即分头驱车下基层第一线去落实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等那个年轻的秘书给邵长水沏完茶，他在赵总队办公室外间的沙发上已经安心坐下．准备打持久战了。好在，等候也是休息。老刑警都会这样“科学地”合理利用时间。所幸，这一回，厅长那儿的会议没开得太长．个把小时后．赵总队就回来了。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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