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怎样一种力量，居然能使劳爷这样一个人的心态最终发生如此巨大的“畸变”？它深深震撼了邵长水，这是一种平生从未感受过的“震撼”。说起来，都有点像一个孩子突然瞧见自己最崇敬的父亲被人戴上了手铐，押上囚车那一瞬间所受到的震撼一样……
……
回省城的这一路上，邵长水把车开得十分小心。李敏分在电话里再三提醒他：“千万千万要给我注意安全。实在不行，你就把车撂在市局院子里，甭管它了，坐飞机回来。陶里根每天都有一个航班直飞省城，现在不是旅游旺季，机票还是好买的，折扣也打得挺厉害。你千万别给我省这钱！”但，邵长水还是没坐飞机。不是舍不得那点机票钱，是不舍得把那辆七八成新的丰田越野留在市局院子里，请市局的同志暂为保管。他太知道基层县局市局那帮年轻小子的“德性”了。你要把一辆高档进口车交给他们保管，就等于委托一群“饿狼”保管一块“带血的新鲜五花肉”，还能有个好？但“安全”的确是要注意的。来的时候，这一路，邵长水走了约八九小时。这回去，他整整走了十四五个小时。不只是遵照李敏分的“叮嘱”，放慢了行车速度，更重要的是他压根儿就没走原先的国道和高速。尤其是高速，通常情况下，每天几乎都会出几起车祸，撞几辆车，死个把人。如果有人存心要在高速上害你，出了事，还真让人整不明白真相。于是，在某些路段上，邵长水不仅不走高速和国道，甚至都不敢走省道，索性甩开大道，一头攮进广阔的原野之中走乡村小道，让你压根儿就摸不着他的行踪，找不见他的去向。傍黑时，你瞧着他拐进路边“姐妹花”小饭馆，点了大盘的“杀猪菜”、“手撕肉”，要了当地用纯高粱蒸的六十二度白酒，边吃，还边跟那对二十啷当岁的“姐妹花”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似乎当晚铁定是要在小饭馆后院那用水泥预制板搭起来的“住宿部”住下了，或者还有可能跟那对“姐妹花”成就一番“好事”。但到明天早晨你再看，他早走了。肉吃了不少，酒基本没喝。等天黑透，餐厅旁的“卡拉OK厅”亮起红红绿绿的串儿灯，破旧的低音炮里不断传出让人忘乎一切的轰鸣声时，他悄悄上路了。摸黑慢慢开出一两里地，才开亮车灯，加大油门，一直到离省城还有一百来公里时，他才突然拐上高速，以一百四五十码的车速，飞一般直扑省城，直扑李敏分家。敲开李敏分家小院的门，一夜没睡的李敏分，焦急万分地问，怎么走那么长时间？怎么把手机也关了？你要急死人呢？！！邵长水啥也不说，只是揉着酸涩疼痛的腰肢，一屁股坐倒在那只深棕色的磨砂皮小沙发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指着暖瓶和水杯，嘶哑着嗓门，说了一句：“先给我倒杯水，行不行？”
汇报整个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出乎邵长水意料的是，来听取他汇报的，除了李敏分，居然还有刑侦总队的总队长赵五六，政治部的副主任袁家良，还有厅办公室的现任主任董铁。（就是这位年轻的董主任，上一回带人去陶里根向劳爷索取“破案日记”，碰了个软钉子回来。）当然，这些领导都是冲着“劳爷之死”来的。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邵长水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让自己的汇报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必要的客观和冷静。但仍然不知怎么搞的，平时轻易不动感情的他，居然哽咽了好几回……特别是说到劳爷临终前的那一幕情景，说到他拉着他的手，恳求他“救救他”的时候，邵长水几乎都有些说不下去了。但领导们的反应却也是出乎他意料的平静（他完全能理解他们这时的“平静”）。他们好像在事前已经从谁那儿领受了什么指示，统一过各自的态度和想法，不管邵长水在汇报中怎么强调事发当时是如何的紧急，整个事件可能隐衬着一个怎样严重的背景，又怎样形象地描述劳爷的绝望和无奈，这几位领导只是听，只是问，绝口不做任何分析性的议论，也不发表任何表态性的言论。
也许受到领导们这种高度自控力的感染，一开始相当激愤的邵长水，后来也渐渐趋向了平静。
“当地交管部门最后是明确做出了结论，这事故确实是由无任何加害意图的意外车祸造成的？”赵总队长最后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在听取汇报的全过程中一直没出过声。
“是的。”邵长水平静地答道。
“实际上，你还没来得及跟劳爷细谈，他就出事了。是吧？”董主任要澄清的是这么一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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