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声誉高了，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我看来，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这话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候。如果从针对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我是赞同把“学理”与“关怀”适当分别处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有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
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
孔繁森死了，王宝森也死了。
二人都是共产党员，“一方诸侯”。
姓孔的死在雪原上，死得纯净，死得高大。
姓王的死在秃山上，死得很不纯净，很不高大。
这两个人的死，值得每一名共产党员，每一名大小诸侯，认真地想一想，对照着想一想。
先对照一下这两个人。
再对照一下自己与这两个人的距离——离哪一个更近。
30岁以上的人，再试试自己还能不能背得出那篇没人再背的《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
很多人都深深惋惜孔繁森的死，说他不愧是圣人之后，不愧是雪原之子，不愧是伟大光荣的执政党党员。这样的人多活着一个，中国就多一簇火苗，多一片光明。
但王宝森的死，也不能说就不值得惋惜。他为官这么多年，肯定也为人民服务过，肯定也做过许多好事善事。假如他在一次因公外出的途中，忽然发病而暴卒，临终再讲几句关心他人、挂念工作、捐献遗产给山区小学之类的催人泪下的台词，那么也许他就会被宣传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即使后来查出他不太干净，也会为了保持宣传的一致性而大事化小。可惜的是王宝森竟然没有因公殉职，竟然模仿那些酸腐的诗人，“自绝于人民”了。是什么魔力促使他撒手而去呢？把他拉进地狱的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黑手呢？
痛恨王宝森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痛恨的，是那种魔力；应该警惕的，是那只黑手。那种魔力，还在操纵着许多大小诸侯；那只黑手，还在我们七千万党员的身上摸来摸去。
孔繁森这样的好人，为什么非要把他派到“生命禁区”？假如让王宝森去当阿里地委书记，让孔繁森来当北京市副市长，岂不两全其美？
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保护孔繁森这样的人免于遭难遇险。也应当“保护”王宝森这样的人不要走上绝路。可以想象，还有许多孔繁森在那里缺氧受冻，还有许多王宝森在那里“多行不义”。
二森之死，都是令人感到沉重的事情。
但愿他们都没有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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