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了这个工程欠了不少债，好几次被追债人抓住要割脚筋，还被检查院的警车带走过一回。
马桥的“狠”，是能干，本领、技艺高超的意思。问题在于，“狠”同时也意味着残暴、歹毒、恶意、不怀好心。把这两方面的意义统一于一个字，使我总是觉得不怎么舒服。我说过，我的字写得还不错，在马桥的时候，经常奉命用红黄两色油漆到处制作毛主席语录牌。农民看着我在墙上写字既不要划格子，也不要描底稿，爬上梯子就写，一眨眼就成，便喷喷赞叹：“这个下放息好狠！”
我辨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赞叹，有多少指责。
字写得好是狠，字认得多是狠，帮队上修好了打谷机是狠，能够潜水堵好水塘的漏眼也是狠，至于夷边的工厂造出了机器造出了柴油造出了化肥和塑料薄膜——当然更加是工人们的聪明，也是工人们的狠！马桥人这样说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一切知识和技能，暗暗设定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位置，恶狠狠的位置。
我怀疑在他们往日的经验里：掌握着知识和技能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夺和强霸的可能。就像他们第一次见到的隆隆机器，从天上给他们丢下了日本人的炸弹；就像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扩音器，割掉了他们的自留地一类“资本主义尾巴”。他们怎么能不担心，以后遇到的其他高人，不会给他们留下同样的伤心事？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狠”字用得有什么错呢？
不光是马桥的语言是这样。
四川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凶”，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好凶呵。”
北方的很多地方，描述本领高强的人是“邪”，同样与。“狠”近义。他们会感叹有本领的人：“邪门儿。”
已经流行于汉语普通话的“厉害”，表示本领超群的程度，也是褒中寓贬、喜中伏忧的一例。“厉”有剧烈和严峻，“害”更是一种明显和直截了当的警告。湘语中有“厉害码子”一说，指有本领但处处要占个便宜的人，凶邪之人。
由此看来，在很多中国人的语言里，知识和技能总是与恶事（狠、凶、邪、害等等）互为表里。两千多年前的庄子，甚至早就对一切知识和技能表示过优虑和仇恨。“天上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庄子《内篇第十》）。他认为只有消灭了知识，盗国者才会铲除；只有捣毁了珠宝，盗财者才难以滋生；只有砸掉了符印，人们才会变得本分忠厚；只有折断了秤具，人们才不会计较争夺；只有破坏了法律和教义，人们才可能领悟自然而终极的人生之道……庄子的愤懑，在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成为了一个遥远的绝响，一注天际之外微弱的星光，不会被大多数人认真对待了。但是在语言的遗产里，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南方很多方言里，仍然俏悄地与人们不时相遇。
在马桥的语言里。本领高强的人还承袭了一个符号：“怪器”。《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对“怪”有三种释义：一是指奇异，奇特；二是指特别、非常、很——似可看作前一义的逐步虚词化；三是指责备、指斥，比如“怪我”，就是批评我的意思。这样看来，汉语中的奇异之物，总是与责备和指斥有不解之缘，不如庸常那么安全。
马桥最“怪器”的人是盐午。当初知青招工的招工，清退的病退，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最后八个。会唱革命京剧的都走了，文艺宣传队奉命演出时几乎开不了锣，于是就有人推荐盐午。他还是个在校的中学生，应召而来，果然唱得很好，虽然没工夫来排戏，也矮得没法上台，但躲在台后的暗处，可以把一本戏从头唱到尾，正派反派生角旦角的唱词全部包下来张口便有，台上的人配合一下口形就行。有几次难度极大的高音，他也顺溜溜地唱了上去。音流在乡村的夜空圆润饱满地飞旋，让我大吃一惊。他一个脑袋在人们的腰间钻来钻去，人们不折下腰还没法看清他的脸。为了不误课，他唱完就跑了，消失在夜色里了，我没有来得及认真地看他一眼。
他唱京剧样板戏的名气很大，平江县搞什么汇演，也有人来请他过去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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