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端灯。”
他说：“你穿好衣，外面冷。”
灯火移到了我背后。于是，我的身影在我前面突然无限放大，把我一口吞了下去。
在我的稿纸上,“官路”这个词当然也要孕育出一条岩板小路，曲曲折折地痉挛着，从山外通向马桥——并不是每一条小路都叫官路的。因此我必须猜测出这样一个来历：以前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官了，就要骑着马回乡省亲，不能没有一条好路，因此当了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乡修路，修官路。一般来说，官路都由罪人修筑。官家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罚修十丈或二十丈不等。整条路既是富贵和殊荣的记录，也是由往日的罪行积累延伸而成。
马桥以前的官人和罪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日久失修，一些岩板已经破碎了，或者干脆没有了。剩下的断断续续，也沉陷在浮泥的包围之中，只冒出尚未没顶的部分，被人们的赤脚踩踏得光溜溜的，像一段段冒着油汗的背脊，在我们脚下作永远的跪伏。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些背背从泥土里挖掘出来，让背脊那一端的头颅抖落泥士从漫长的黑暗里昂起来，向我睁开眼睛——他们是谁？
官路上的泥土开始有粪臭的时候，就是村寨到了。那里有一树灿烂的桃花，迸发出哗啦啦的光斑。
我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问：“马桥还没到么？”
复查帮我们几个知青挑着一挑子行李，匆匆地赶上来，“就到了就到了。看见没有，前面就是，不算太远吧？”
“在哪里呵？”
“就在那两棵枫树下面。”
“那就是马桥？”
“那就是马桥。”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不知道。”
我心里一沉，一步步走进陌生。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草
一九九六年一月定稿
人是有语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说话其实很难。
一九八八年我移居中国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岛。我不会说海南后，而且觉得这种话很难学。有一天，我与朋友到菜市场买菜，见到不知名的鱼，便向本地的卖主打听。他说这是鱼。我说我知道是鱼，请问是什么鱼？他瞪大眼睛说，“海鱼么。”我笑了，我说我知道是海鱼，请问是“什、么、海、鱼？”对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显得有些不耐烦。“大鱼么？”
我和朋友事后想起这一段对话，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国最大的海域，有数不尽数的渔村，历史悠久的渔业。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关于鱼的词汇量应该说是最大的。真正的渔民，对几百种自以及鱼的每个部位以及鱼的冬种状态，都有特定的语词，都有细致、准确的表达和描述、足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词典。但这些绝大部分无法进人普通话。即使是收集词条最多的《康熙字典》，四万多汉字也离这个海岛太遥远，把这里大量深切而丰富的感受排除在视野之外，排除在学士们御制的笔砚之外。当我同这里的人说起普通话时，当我迫使他们使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语言时，他们就只可能用“海鱼”或“大鱼”来含糊。
我差一点嘲笑他们，差一点以为他们可怜地语言贫乏。我当然错了。对于我来说，他们并不是我见到的他们，并不是我在谈论的他们，他们嘲瞅呕哑巩哩哇啦，很大程度上还隐匿在我无法进人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他们接受了这种暗夜。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我多年来一直学习普通话。我明白这是必要的，是我被邻居、同事、售货员、警察、官员接受的必需，是我与电视、报纸沟通的必需，是我进人现代的必需。我在菜市场买鱼的经历，只是使我突然震惊：我已经普通话化了。这同时意味着，我记忆中的故乡也普通话化了，正在一天天被异生的语言滤洗——它在这种滤洗之下，正在变成简单的“大鱼”和“海鱼”，简略而粗糙，正在译语的沙漠里一点点干枯。
这并不是说故乡不可谈论。不，它还可以用普通话谈论，也可以用越语、粤语、闽语、藏语、维语以及各种外国语来谈论，但是用京胡拉出来的《命运交喷曲》还是《命运交响曲》吗？一只已经离开了士地的苹果，一只已经被蒸熟了院制了的苹果，还算不算一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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